两次考上北大又复读，别再用扭曲奖励政策刺激“考霸”
这两天，“北大退学复读生二次考取北大后未报到：校长承诺奖10万未兑现”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
据媒体报道，来自贵州毕节的小陈2019年考入北大护理系，被高中母校奖励10万元，但入学半年后退学。2020年，他又参加高考，在高中校长建议下，继续填报了北大护理系，但被录取后并未报到，准备再次复读。因校长承诺的10万元奖励迟迟未兑现，近日他求助媒体。10月26日，据媒体披露，小陈已收到学校10万元奖励。
有网友质疑小陈是为了钱才选择复读。小陈本人则回应，复读真的不是为了钱，下次高考准备冲刺北大数学系。据报道，小陈出身贫困家庭，想通过读书、高考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虽然小陈否定了网友质疑，但他“是为了钱才选择复读”，也并非全都出于网友臆测。
据小陈反映，他的第二次高考成绩虽然是涉事学校的理科最高分，但并不够北大数学系，鉴于“如果不填报北大，那么2020年该学校就可能没有学生被北大录取”，加之涉事学校承诺奖励10万元，才听了涉事校长的建议，再次填报北大护理系——他解释为“顺便帮了校长一个忙”。而涉事校长也承认“在小陈填报志愿时，自己确实进行了建议”。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此事暴露出的无疑是各方在畸形“清北崇拜”之下相互利用、借此谋利的投机行为。虽然看似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严格来讲，有损害教育公平、对其他考生不公之嫌。
从“情”上看，家境贫寒的小陈就算是为了奖励而复读，也无可厚非——人们可以说他短视，却不宜苛责，“贫困”足以解释很多选择的出发点；就“理”而言，他两次考上北大又弃读，也是浪费名校招生资源，他每次被录取后再弃读，都是对另一名有望上北大却上不了的考生机会的挤占。
事实上，小陈这样的案例此前就有，这类情况也被称作“考霸”现象。所谓“考霸”，就是考上北大清华等名校被录取后却不去报到，或者中途退学，再报名参加第二年的高考，考上后仍然不去报到或中途退学，继续参加高考。当年2次考上清华1次考上北大的“学神”张非，就成了争议人物。2007年，“考霸”一词还被列为教育部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舆论对“考霸”现象意见不一：有人膜拜“考霸”，认为反复参加高考能稳定地考出高分进北大清华是真学霸；有人质疑“考霸”为了获得高考奖励反复参加高考，是种短视的靠考试致富之路。对靠获得高考奖励改变家庭情况的选择，公众也莫衷一是：有人觉得非议者不知道“穷”意味着什么，有人则觉得，把宝贵的青春时光用在反复高考上是浪费时间。
讨论个体的选择，意义不会太大，如小陈究竟是不是为了高考奖励选择复读，虽然有瑕疵，可那也属于他本人的选择权（包括退学后再报考同样的专业）。
在此事件中，更该反思的问题是：激励“考霸”的重奖机制，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
“考霸”现象其实是“清北崇拜”的畸形附属物。这些年来，全社会弥漫着的“清北崇拜”现象非常严重，这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不少地方都有重奖考北大清华学生的政策，并把有多少学生考进北大清华作为地方和学校最重要的办学政绩。
一名学生考进北大清华后，会收到包括当地政府、社区、企业等多方的奖励，比如东莞市东城温塘社区就有个“传统”，对考取清华北大的社区学子奖励20万元。
这种奖励机制固然能体现社会对优秀学子的高度认可，也有其进步意义，但也不可避免会刺激“名校情结”，尤其是“清北崇拜”。
为体现“北清至上”，各地各校还拉开奖励差距，设置为北清、其他“双一流”大学等不同奖励档，这无疑会加剧升学竞争，也助推高分复读现象。
由此看，要消除“考霸”现象，还要回到“北清崇拜”这个根子上。前不久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出台这一规定，就是致力于治理扭曲的升学政绩观，但这一规定要得到落实，还需要进一步配套措施。比如，如果地方政府坚持以高考成绩奖励学校、教师、学生，谁来追究其责任？这问题就该有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总体看来，社会舆论对于重奖高分学生并不反对。一些民办学校、复读机构、企业奖励高分学生，属于企业自主行为，用的也是企业自己的钱，很难约束。
但此举的导向问题却值得思考：鼓励努力学习当然没问题，可如果是助长“清北情结”，那就过了。
一言以蔽之，一边是禁止炒作高考分数、状元，政策要求政府部门、公办学校不重奖高分学生；一边是各地和有关方面我行我素，由此而带来的政策落实处于尴尬境地，不能不正视——这需要改革教育政绩观，不能再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而应推进人才评价改革，扭转用人中的“唯名校”、“唯学历”导向，形成多元人才观。
这里面，考上清华或北大就重奖的扭曲奖励机制，也该摒弃了。
□熊丙奇（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