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印澳加快军事靠近，“亚洲版北约”雏形初现？

（原标题：兵韬志略｜美日印澳加快军事靠近，“亚洲版北约”雏形初现？）

热点新闻：10月27日，美国和印度举行了外长和防长“2+2”会谈，讨论所谓“如何携手维护印度-太平洋安全与稳定”问题，并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美印军事合作。同一天，美日在菲律宾海、日本本土举行代号为“利剑-21”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参演人数接近5万。10月19日，印度军方发表声明称，澳大利亚将参加11月份美日印参加的“马拉巴尔”军演，这是继10月6日美日印澳四国在疫情暴发后举行首次面对面外长会谈后“四国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又一重大举措。种种迹象表明，美日印澳加速军事靠近，那是否意味着“亚洲版北约”初见雏形？

点评：美国自推出所谓“印太”战略以来，一直积极加深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合作，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的亚洲地缘战略局势中，美日印澳的安全合作呈现前所未有的强化态势。此次澳大利亚重返“马拉巴尔”联合演习，既是四国防务合作机制深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四国在军事合作上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已经从外交层面向军事领域拓展，也使得该机制从一个磋商和协调机制向一个事实上的战略联盟转变，并成为了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的动因和基础。但是，由于四国在对待安全合作机制上的理念和看法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当前美国大选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亚洲版北约”的未来命运还将面临着诸多变数。

“马拉巴尔”-2018演习，三国航母首次一同参与。

澳重返“马拉巴尔”军演

“马拉巴尔”军演始于1992年，最初是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双边操练，演习范围也只在限于在印度洋地区。但是，从2015年开始，日本正式加入并成为此演习永久成员之一，“马拉巴尔”演习从双边变成了三边，演习地点从印度洋也逐渐转移到了西太平洋地区，交替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举行，成为了覆盖“印太”地区的重要演习之一。

澳大利亚曾在2007年参加该演习，但随后由于种种因素退出了演习。近年来，澳大利亚多次表示希望参加演习，但始终未能如愿，仅于2017年4月首次获得观察员资格。此次澳大利亚重返“马拉巴尔”演习，是其在2007年退出该演习13年后再次重返，与当前地区安全形势发展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与印澳关系的不断升温有关。

印度一直是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演习的重要障碍，此前一直不愿将澳大利亚纳入其中，主要原因是担心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如果加入演习后，很可能就会失去对该演习的主导权。但是，近期印度的立场出现明显变化，一改此前对于军事同盟持消极立场，主动邀请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事演习，试图探索和深化一个可以作为象征性和实质性支持来源的国家联盟。而在此之前，印度和澳大利亚已经举行了三次双边海上联演，并签署了相互物流支持协议，原则上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军演已经没有障碍。

印日两国军事关系这几年有很大的深化，不仅举行多次双边联合军演，还签订了多个军事协议。

美积极推动“亚洲版北约”成型

推动建立“亚洲版北约”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同盟的长期战略构想，已经历了近20年的讨论和谋划。在此之前，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时，构想中的“亚洲版北约”是由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构成。而近些年，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所谓“印太战略”后，建立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基础的新“亚洲版北约”被列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目标。美国试图以此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地区性军事组织，按照美国意志遏制大国竞争对手和维持美国霸权。

为此，近年来美国一直再积极努力将“四国合作机制”做实。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边安全磋商机制在“中断”10年后恢复，并于2019年9月升级为部长级。同时，四国还加强了在军事以及情报等领域的合作，并取得很多实质进展。例如，日本修法允许与澳印分享情报，在情报共享上迈出重要一步；印澳之间签署了《军事后勤支援和防务技术合作协议》，印日之间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再加上印美早前签署的《后勤保障协议》，四国在军事后勤保障上的合作也在不断升级。

在美日印澳四国中，美日和美澳都是军事同盟，图为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与美空军B-1B轰炸机进行联合训练。

“亚洲版北约”未来发展面临诸多变数

近年来，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合作机制”的不断深化，显示了特朗普政府推动构建“亚洲版北约”的行动“比预期更快推进”。从目前现状来看，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领土争端以及政治因素等问题，对于“四国安全合作机制”扩容以及军事安全合作升级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看到，从“四国安全合作机制”到 “亚洲版北约”的未来转变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障碍。

近年来美国向亚太多个盟友出售进攻性武器，提升其军事实力，从武器领域推动“亚洲版北约”成型。

其次，澳大利亚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即使是在中澳关系下滑之际，澳大利亚也是希望在仰仗美国的同时也能够把握主动，避免沦为美国附庸。例如，7月28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在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重要，我们无意伤害我们和中方的关系”，表明澳大利亚并非在所有问题上的观点都与美国完全一致。

最后，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和铁杆盟友，日本虽然在安全上依赖于日美同盟，但由于两国在经贸赤字、驻日美军费用等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矛盾，因此其亲美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在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问题上，并非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例如，近期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访问东南亚期间，就公开表明日本政府不会参与“印度太平洋版NATO”的决定。日本的这种表态，不仅会使得“亚洲版北约”难以成型，甚至还会影响未来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

总之，从当前的亚太局势来看，和当年欧洲—大西洋创建北约的局势不具有可比性，远不像当年北约、华约建立时那样对立和矛盾，很难想象再亚太地区能够像二战后那样截然划成两个政治、外交、经贸互不相连的阵营。而且，尽管美国意图构建“亚洲版北约”，但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理念的影响下，也并没有全力去推动亚太联盟体系的多边化，因为多边联盟意味着美国需要采取更多具有多边色彩的方式来运作联盟体系，而在双边联盟中，美国可以通过发挥其不对称的实力优势来获取更大利益。这对于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是一个重大的掣肘因素。

与此同时，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形势也会影响“亚洲版北约”的未来构建，下一届美国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如何对待尚在推进进程中的所谓“印太战略”，是否会继续重视和深化美日印澳四国军事合作，这些还都是未知数。在上述情况都不明朗的情况下，美国的“亚洲版北约”构建也将面临诸多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