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帝的覆亡──利玛窦盛赞「哲学家」管理明代(四)

王阳明等大思想家,均曾在岳麓书院讲学。(中新社资料照片)

这一时代地产换主的情形经常有之,反映着社会上的流动性依旧存在。大概一家一户之盛衰科场之成败互为表里。此外不论做清官或贪官,只要像我们现代人物一样被逼着至死方休的求长进,那么只要做了几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虽然不足以过奢侈的生活,至少也可以舒适的享受清闲了。

教养在先 富庶在后

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患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绅阶层,这批悠闲人物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所写小说至今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于色情与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的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演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如果还不算,小说家又在每章段之间以韵文和故事穿插,表现出作者的智慧,超过日常生活的范畴。这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学家为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的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缙绅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讲,教养在先,富庶在后。学术上之精到,文质上之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于西元一五八三年来到中国时,他赞美这国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学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为人之常情,尤以暴发户为甚。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布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三十至四十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

经济制度仍难突破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户内尤不可少。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独的有这样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时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贷为主的当舖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即曾提及,明政府自十五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高限度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南之少数民族更感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口,总多少带有冒险性。可是中外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西元一六○○年前后,中国人口已接近一亿五千万,这是历史上的最高点。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西元一五六七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州及澳门似从一五七八年始。

利玛窦于西元一五九五年来到南京,一五九八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十六世纪末叶,颇像一种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限度,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历皇帝)的导师。当万历在西元一五七二以九岁登极之时,张居正因皇太后之信托,成为皇帝的保护人。他和宫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没有宰相之名目。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也将自己权势推广至朝臣之监察弹劾部门和文书教育部门,同时亲身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张居正不辞劳瘁,经常以个人之书牍和各地巡抚总督谈论国事中之各种问题,所以各种方针与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当各臣僚建议于御前,而张居正以大学士的资格代皇帝批答时,不过将经过协定的谋略具体化。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的升迁为饵来笼络部属,张居正以这种方法独揽国事达十年之久,迄至一五八二年他刚五十七岁却出人意外的溘然长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