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郯城殺人事件：史景遷《婦人王氏之死》，解謎清國小城的歷史現場
史景迁《妇人王氏之死》从小人物故事一探中国清代地方社会。 图／报系资料库
编按：《妇人王氏之死》为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经典长销著作之一。透过300多年前一位中国妇女被谋杀的惨案，史景迁勾勒出一座清代小城的历史图景，进而折射出地方社会的困境与意志。故事由1672年山东郯（音同谈）城知县黄六鸿收到的控诉开始，县民任某控告他的邻居高某与妻子王氏通奸并杀害她。王氏被弃尸林间，但从其衣着和旁人供词来看，真相显然不那么简单，黄六鸿纪录自己详尽的断案与治理经验，为疑案添上可靠的背景底图。
史景迁取道地方正式文献，也借用《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之眼，透析中国常民的苦难、幻梦与渴望。史景迁引领现代读者从史料中看见故事，再从故事回望数个世纪前的清代社会，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喜爱微观历史的读者不可错过。
下文为《妇人王氏之死》前言，作者史景迁于1977年5月15日于耶鲁大学提摩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学院亲自撰写。
▌本文为《妇人王氏之死》（时报，2023）书摘
这本书的背景，是十七世纪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正确的位置是山东省郯城县，大部分的情节于一六六八年到一六七二年发生于此。在那段时间和地点内，焦点集中在那些地位低于知识菁英分子的人身上：农夫、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妻子。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官方关系来帮助，也没有有力的亲属组织去投靠。
我从四次小的危机中去观察这些人：第一项，牵扯到土地的耕耘和从那块地上征收的赋税；第二项，一位寡妇保护她的小孩和遗产的企图；第三项，由一次地方争斗引发的暴力事件；以及第四项，一位王姓妇人的决定，她不愿意再面对一种无法接受的现状，而选择逃离郯城的家和丈夫。我说这些危机是「小的」，是就整个历史纪录的脉络而言。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有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
我刻意试着让这个故事保有乡下风味和地方色彩，因为过去对近代以前中国乡村所作的描述，不是取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在广大的地理区域和极长的时间内搜集证据，这一过程几乎无可避免地会失去个人的特性。
图／郯城县人民政府
另一方面，当人们真正在从事地方性研究时，他们的焦点并不集中在乡村地区自身，而是因为那些地区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特色，例如：那里曾经出过多少有才气的人；或是当地曾被叛乱事件的凶残行为所荼毒。再不，就是因为当地经济条件的利益和多样性，以及社会组织的历史复杂性。然而郯城却是个没没无名的县分；它在十七世纪没有产生杰出的人物，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资料不足，虽然灾祸不断，当地居民却没有叛乱。
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纪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纪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纪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然而，还是有些资料四散各处。我主要依靠三种不同的资料，试着钻探出一条通往郯城世界的小路。
第一种资料是一六七三年编的《郯城县志》。传统中国的县志通常陈陈相因，由有学养的仕绅菁英的成员所编纂。他们用一定的排列顺序处理县史的一些主题，如县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城市和城墙，地方政府的官署和衙门、庙宇，土地和租税制度，地方名士和现职官员的传记─被认为格外「忠贞」或「贞洁」的妇女传记也包括在内。当军队、盗匪或自然灾害的出现直接影响到这个县时，也会被记载在方志中。
《郯城县志》在内容或格式上没有什么不寻常，但它对这个县的困苦的描述写实而鲜明。这一类方志中，对细节描写的详细度各有不同，通常和事件发生的年代与撰写的年代的距离成反比。《郯城县志》一六七三年这个编纂日期，意味着对先前几十年的记忆直接而严酷。这部方志的主编冯可参，似乎也满足于编纂一部真实的凄凉纪录，而不为礼节或怀旧之情所动。
《郯城县志》 图／维基共享
第二种资料，是官僚学者黄六鸿于一六九○年所编纂的一本关于县官生涯的个人回忆和官箴。同样地，这也不是一个全新的类型。这类官箴以前就有，目的在教官吏如何评估他们自己的角色，如何根据自己和县内居民的利益行事。（这里有相当的重叠，因为如果一个县的居民被贪婪、愚笨、残酷，或无能的施政刺激到起而抗争或拒缴税款时，知县很可能被重罚或解职。）
这一千四百位在十七世纪中国任一时间内担任知县的人，处在一个困难的位置上。因为他们虽然在辖区内有很大的权力，是地方上主要的司法官、财政官和公众安全的守护者，但他们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命令之链中的低阶成员，这个命令之链超越他们，上至知府，越过知府而至巡抚，然后经由后者到北京的六部及皇帝本身。
更进一步，一部完整法条化的行政法典规范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就像庞大的《大清律》由前朝明代的判例赓续发展，试图将全体人民中所有已知的犯罪种类和越轨行动系统化，并对所有的犯行施以固定的惩罚。知县们对这些法律的解释和奉行不断受到上级的查验，上级也要求他们对辖区内任何的错失负责。
当黄六鸿在一六七○年到一六七二年担任郯城知县时，他所承受的这些限制和压力，并不亚于其同侪。但他是一位格外敏锐的观察者，重视细节，并对准确有一种偏执：在他写官箴时，常会写出某一特定事件发生的正确时刻或日期（阴历），确切的金额或人数，以及参与某一特定交易或对抗行动者的身分。当我们在县志或其他当代的纪录里再核对这些细节时，它们完全正确无误。因此，黄不以概论而自满。在官箴里，他以一些个别的例子描述自己对行政和法律的观点，本书的中心，就是取自这些例子中，与郯城有关的四则。
当代郯城县妇女制以古法纺织。示意图，非当事人。 图／郯城县人民政府
第三种资料是随笔作家、短篇故事作家兼剧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蒲松龄住在淄川县稍北，淄川、郯城中间被一排土匪出没的山丘隔开。蒲虽然在西方不具盛名，却是中国最具才华的杰出作家之一。当我发现他曾于一六七○年代在山东从事写作，并于一六七○年和一六七一年经过郯城时，就决定从他的观察角度，来补冯可参和黄六鸿较传统的历史、行政著作之不足。因为虽然冯和黄意外地带领我们深入当地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关于个人愤怒和不幸的领域─他们却无意探究郯城的另一些领域：寂寞、淫荡、梦想；而正是这些领域迷住了蒲松龄。
我因而在他的许多面向中引据了三项：山东回忆的记录者、说故事的人，以及形象的塑造者，在这一方面，他有时有令人想不到的优雅或力量。对我而言，唯有透过蒙太奇的形式，对这些形象作某些结合，才可能超越那个已逝的世界中的其他资料，更趋近王氏，表达出她在临死前的睡梦中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因为本书始于王氏，所以也理所当然地跟着她结束。当我几年前在一间图书馆中，意外地发现她的故事时，她引导我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引导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在所有看得见的财富、影响力和权力分配上都失利的边缘县分。我仍然不知道她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许多女人像她一样，就像许多县跟郯城一样，被动地受着苦，付他们的税，然而回报却很少。
我对王氏的反应是暧昧而深远。她对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闪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图／时报出版
《中国纵横：汉学巨擘史景迁的历史与文化探索》
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译者： 李孝恺
校译： 李孝悌
出版社：时报出版
出版日期：2023/09/05
内容简介：《妇人王氏之死》是一本在风格和取径上和传统历史研究大不相同的经典之作。史景迁以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从兵燹、地震到饥荒，史景迁援引《郯城县志》、《福惠全书》等史料文献，建构一座不起眼的山东小县城的历史光景，并在章节中穿插《聊斋志异》的玄幻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手法，解剖市井风俗、分析法律讼事，继而探讨女性的地位、情感与社会桎梏。《妇人王氏之死》带领读者踏查明末清初中国北方民众的心灵图像，还原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