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香港曾荫权坐牢 台湾可能吗

根据香港廉政公署的声明，曾荫权被控的罪名都是属于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或是利益冲突的范畴。廉政公署指控曾荫权在2010年11月至12年1月的行政会议上，批准雄涛广播3项申请时，没有申报他与雄涛主要股东黄楚标，正商议租用黄所有的深圳东海花园住宅。

廉政公署也指控，曾荫权在2010年至2011年间，提名建筑设计师何周礼授予荣誉勋章时，隐瞒何周礼当时正受聘，就他深圳租用的东海花园住宅进行室内设计工程。最终，何周礼获曾荫权政府颁发荣誉勋章。从台湾廉政肃贪的眼光看，曾荫权花钱向建筑商租用深圳的住宅，准备退职后居住，或者提议及决定颁授荣誉勋章给装潢设计师，在台湾并没有违反任何法条。

曾荫权这些行为，在香港会让他关押入监，在台湾则能悠游自得，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两地廉政法治的差异。台湾曾在1993年制定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完成阳光法案首项立法，2001年立法院在陈水扁贪渎案冲击下，曾一度研议参酌香港廉政公署法制，通过其他阳光法案，但因为朝野政党、立法院各有顾忌，造成阳光法案光照不足的结果。

台湾防范公职人员贪渎的法规，表面看起来详详细细，多如牛毛，但实际功能有限，完全无法规范变相的不法利益及不当利益间的互通。也就因为这样，曾荫权在香港可以被论罪入监的行为，在台湾成了无法可管的情况。

粗略区分，台湾当前的肃贪廉政法制，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依据大陆法系国家法制而制定的法律，包括《刑法》的贪渎罪章、《贪污治罪条例》的专法，以及《公务员服务法》、《公务员惩戒法》都是。另一就是参酌香港廉政公署的法制而制定的阳光法案，包括《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以及《刑法》当中加设的财产来源不明罪。

《贪污治罪条例》之类的刑章，规范的是比较恶劣的行收贿、收受不正当利益行为。也就是一般人认知的明显贪赃枉法勾当。而阳光法案规范的，则是属于暗地里搞各种利益输送的行为。

从当年台湾援引香港廉政公署法制，订定及实施几项阳光法案的背景来看，台湾社会对廉政肃贪的期待，绝对不仅止于检肃行收贿之类的贪赃枉法恶行，而是要遏止公务员假藉其他名目、机会，私底下搞利益输送。

所以，当年在讨论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范畴时，就引发很大的争议。有一派主张，公务人员于担任公职期间，或之后某段时间增加的财产，有义务说明其来源，如不说明，或无法说明及证明来源合法，即视同来源不合法，即属犯罪。另有一派持反对意见，认为无法证明合法来源，即属不法，过于严苛，不适合入法。

经过争论后，《刑法》第6条之1增订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但这个法条订得有口无牙，肃贪功能非常有限 。在香港，公务员不说明，或者无法证明财产来源为合法，就视同贪污，可以判刑入监。台湾的版本则加设了一个必须公务员有犯其他罪的前提，检察官才能追究财产来源不明罪责。也就是说，如果公务员不犯其他罪，财产再怎么不明或增多，谁也拿公务员没办法。

至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这两项阳光法案，一来没规定刑罚，只是属处以罚金的行政罚；二来我们主管这两项法律的监察院、法务部，多是处于被动接受举发，绝少主动查察各地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行为，致台湾各地的公职人员视这两项法律于无物，各种利益输送行为普遍存在，包括曾荫权被指控的那些。

看曾荫权锒铛入狱，想台湾官商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民意代表公然为利益团体围事、关说司法、民选官员用公共财施惠己方派系的现况，我们如果真要扫除贪腐、改革官场弊政，需要公民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