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中俄飞行员同吃同住──关于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之7（朱力扬）

1938年4月29日是天长节（日皇生日），空军当局对武汉的防空早已戒备。当天，38架日战机掩护轰炸机进犯武汉，第四大队大队长毛瀛初率机18架，先行起飞迎敌，展开以寡击众之战斗。俄志愿队40余架飞机，而后从南昌赶来加入战斗，此时第三大队10架飞机也适时从孝感飞来支持，天空顿时形成敌寡我众之势。此役一共击落日机21架，含驱逐机11架、轰炸机10架。而我方损失12架，其中4月10日甫在归德空战和日机相撞跳伞的陈怀民，于座机受创后，随即加足油门，撞击日机同归于尽。

据罗英德所忆，「四二九」空战后，俄国志愿队回到南昌，曾在中国招待所饮酒庆贺，然俄国司令官则批评武汉的第四大队以较少的飞机过早接敌，实在太冒险，以后应当避免无谓的牺牲。

而中国飞行员王殿弼在他的日记中却认为，这段期间经常和俄国志愿队在武汉、南昌间并肩作战，发觉俄机常常避战，而且彼此间的联络和协同不易，大大降低了效果。

由于4月29日日机在武汉受到重创，因而有一个月的时间未再进袭武汉。5月31日，日机再犯，约有敌驱逐机38架进袭汉口，我方共有40余架迎击，结果敌损失10余架，我方亦有较少损失。空战中，敌轰炸机因未与驱逐机取得联络，故未敢进城，王殿弼讥之敌机怯战。

●中俄飞行员生活在一起

6月，中俄驱逐队的飞机差不多集中在了一起；一同生活、一同作战。任何一地吃紧时，则全部统一运用，就这样也不过是2、30架的样子。曾经有一段时间，中俄之空军以南昌为基地，不时出动轰炸武汉外围日军。王殿弼在他的日记中记载：

「我们每天夜宿在南昌励志社，吃饭与俄员共进早餐，4时起床到机场，黄昏时回励志社，日食4、5餐，因为天气热，又不惯吃西餐，所以在这期间吃饭便成最大问题，欲吃中餐，励志社又没有这种准备，以致苦了我，一天到晚仅吃面包1、2片，饮汤少许，为此未及十日，体瘦面黄，整天又要守候在机场，困倦时就地而卧，也不能离开，真受尽了人间苦。」

苏联志愿队当时主要驻扎在南昌，所有食宿都由黄仁霖的励志社来安排。有一段时间，基于共同作战的需要，机场内中苏的飞行员们，一同住在励志社的大厅，但是分隔在不同的区块（见图）。由于语言、文化以及管理制度的不同，两边队员之间，除公事外，彼此间不太交流。同时，中苏飞行员间的教育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别，中国这一边起码高中毕业，并有很多大学肄业或毕业的程度，另一边则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南昌的励志社配置有游泳池的设备，夏天，中苏双方的队员在轮休时，经常使用这个泳池（见图）。相对于苏联志愿队对队员的严格管控，中国飞行员在作战之余的行动，就相当的自由自在。

武汉会战时期，驻扎在汉口的第四大队经常要飞到南昌支持作战，当时和苏联志愿队一同住在励志社的大厅（ 见图中的床、帐），但是分隔在不同的区块。（图：张光明珍藏、提供）

南昌的励志社配置有游泳池的设备， 夏天，中苏双方的队员在轮休时经常使用这个泳池。（图：张光明珍藏、提供）

【注】

对中国的飞行员而言，天天面对这些苏式西餐，苦不堪言，但对苏方人员，却是出差打牙祭的机会。顾耕野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苏联人员的饮食也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西北原来有一种面制的锅盔饼，与俄制的硬面包相差无几，俄人很喜欢它，就用它代替面包，很合乎俄国人的胃口。西北的包心菜又大又嫩，洋山芋大而且糯，蕃茄物美价廉，牛羊肉取用不尽；这4种原料制成的熟布汤（香港人称罗宋汤）十分可口，颇堪欣赏。可是在苏联这个「天堂」国家内，普通老百姓，想吃这样一道汤，只有梦里欣赏了。西北除了鱼虾比较精贵外，鸡鸭每餐都有一份，正合俄人胃口，吃得非常高兴；再加上甜菜，如煮红枣、煮梨子，吃多少有多少，绝不限制。这些在本国多年没吃饱饭的老毛子，一旦吃到中国这样丰盛的饮食，都是狼吞虎咽，听说在新疆竟有贪吃过饱而胀死的惨事。在甘肃虽没有类似事件，却有几个食客创下特殊纪录：

一位年青苏联司机，中午饭他把固定一份三菜一汤吃光，另又一口气吃了13盘煮红枣。又有一位嘉宾，也是把一份定食吃完，再吃8份煎鸡蛋。我们招待所的菜份，都是照苏俄运输总代表处卫生队医官规定的定量做的，非经医官同意不能增减的。俄国传统习惯大菜与英法不同，前面已说过，英法大菜可能是6、7道菜，一个汤，俄国总是三菜一汤，可是量却加倍，英法煎蛋只是两枚，俄国人必是4枚，其他菜也是双倍，医官定量已够高，有些惊人的大肚汉，吃个双份毫不稀奇。还有些怪人对某一个菜感到兴趣，别的菜全不尝试，专吃某一个菜，一口气吃上5、6份。」

（作者着有《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一书）

【未完待续，朱力扬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