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再是平的：日本的「亞洲金融模式」能幫政治經濟保平安？
日本就有一种独特债务观。在日本，资本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经济的需求，而是政治需求。图为示意图。 图／美联社
一切都从日本开始。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 甚至早在美国海军将领培里（Matthew Perry）迫使日本打开锁国之前，日本就有一种独特债务观。在日本，资本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经济的需求，而是政治需求。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举债被允许、甚至鼓励⋯⋯只要它不变成主权的问题。回溯到西元七世纪，如果债务阻碍了天皇或幕府将军的目标，天皇或幕府当局往往宣布要求债权人免除债务的特别法令。旱灾？免除债务！洪水？免除债务！饥荒？免除债务！政府出现赤字？免除债务⋯⋯同时都要收一○％的手续费！
因此，债务倾向于增加，尤其是债务已经很普遍时。毕竟，整体的金融情况愈糟，天皇出现在他的阳台、挥动他雅致的眼镜，宣布这种或那种债务将获得豁免的机会就愈大。这种事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银行家必须想尽办法保护他们的经济和人身福祉：他们经常把特殊附加条款写进贷款合约里，让借款人无法指望债务被取消，虽然他们仍得住在有高墙的宅邸里，以避免在当局宣布特殊债务免除时，暴民冲进他们的家里，打死他们并烧掉借据，使这类附加条款无法执行。
总之，这里的重点是，虽然经济学和政治学总是紧密交织，日本是首开把金融变成国家工具先河的国家。一旦开了这个特殊的先例后，日本政府把高得吓人的巨额现金分派给它们想进行的计划就容易多了。在大多数例子中，这类现金是采取借款的形式，因为有时候政府发现可以方便地豁免自己的债务，然后另起炉灶。特别债务免除总是让别人背黑锅，但在二次大战前法令不完备的日本，社会中往往会有某个派系刚好与中央政府不对盘，所以⋯⋯就不管那么多了。
甚至早在美国海军将领培里（Matthew Perry）迫使日本打开锁国之前，日本就有一种独特债务观。图为1853年黑船事件，自此江户幕府松绑锁国政策及解除禁止诸藩建造大船的禁令。 图／维基共享
二次大战结束触发另一次债务重整，但不是因为帝国的命令，而是因为一切已经改观。想想外国人带给日本的极度破坏和羞辱，使得战后的日本在文化上保持团结一致变得很重要。没有人会被抛弃不顾。
解决之道是把日本人对债务的奇怪态度用在大规模的重建努力上，对任何可能的发展计划都投资巨额的资金。当局的焦点比较少放在修复和扩张实体基础设施和工业厂房，而是较多放在市场占有率和生产量的最大化，以作为达成大量就业的手段。收买人口的忠诚和快乐感—他们感觉被战时的领导阶层出卖—比创造获利或发明东西重要。忠诚和快乐的人口自然会变得擅长发明东西。
从西方的经济观点看，这种决策会被称为「拙劣的资金配置」，因为最终完全清偿这些债务的可能性很低。但重点不在这里。
日本的金融模式目的不在于达成经济稳定，而是为了确保政治稳定。
这个重点也必须付出成本。当目标是市场占有率和就业时，成本管理和获利性便悄悄地退到幕后。在一个不在乎获利性的债务导向体系，任何短缺都可以用更多债务来掩盖。举债以雇用员工和购买原料。举债以开发新产品。举债以行销产品给新顾客。举债以协助新顾客融资新购买。举新债以延展旧债务。
日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战争结束后有一群新玩家开始仿效日本的作法。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都曾经是日本的保护国，并受到最多的日本文化影响。这种影响延伸到日本对金融的看法，即金融对达成政治和国家目标与对达成经济目标一样重要。
日本的金融模式目的不在于达成经济稳定，而是为了确保政治稳定。 图／美联社
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善用这些信念，借助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大量资金，以飞快的速度在发展、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突飞猛进。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它们凭着向外国大量举债和投资于彻底改造体系的每个层面，而达到此一成就。德国人花了超过一世纪的工业化过程—而且德国人向来以能快速建立和改革著称—台湾人、新加坡人和香港人花了不到三十年。南韩人更是只花不到二十年。
到了一九七一年，突然间（以黄金作准备的）外国资金对国家的成功变得比较不重要了。如果获利无法支应债务的清偿，那么出口盈余可以办到。如果出口盈余办不到，公司可以再借更多钱。如果借不到钱，政府永远可以扩增货币供给以推动经济继续向前。（扩增货币供给还可压低亚洲货币的汇率，使它们的出口更有竞争力，进而增加出口收入。）
在第一波的亚洲发展中，农业让位给纺织业和重工业。在一九七一年后的第二波，重工业让位给各式各样愈来愈进步的制造业：白色家电、玩具、汽车、电子产品、电脑、行动通讯产品。资本驱动的成长使得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两个世代内转型成为现代工业化体制，其先进程度媲美世界上许多最完备的城市。想想它们在开始时都是地球上开发最落后和最贫穷的地方，它们集体的改造称得上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故事。
有三个重要的助力：
第一，美国人渐渐地把自己的工业外包给这些亚洲国家。这提供了亚洲由债务驱动的模式能够行得通的基础，并确保美国（以及后来的全世界）对亚洲产品无餍的需求。
第二，外国的需求殷切且稳定，让亚洲的出口产品有足够的获利，进而使这四个地方得以成长并偿还债务（大体而言做到如此）。
第三，最热衷采用法定货币的亚洲人把可能性推到极限，甚至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亚洲金融感到有点不安。除了操纵数字外，亚洲人利用一连串法律和文化阻碍以限制外国人进入他们的金融市场。例如，大多数亚洲财团在自己的公司结构中设立银行，以利于财团的金融操作。这种成长、获利和控制的组合让亚洲国家能偶尔发生半计划的债务危机，以解决最糟的金融失衡问题，但不危及它们的政治或经济系统。
当目标是市场占有率和就业时，成本管理和获利性便悄悄地退到幕后。在一个不在乎获利性的债务导向体系，任何短缺都可以用更多债务来掩盖。日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 图／美联社
如果出口盈余办不到，公司可以再借更多钱。如果借不到钱，政府永远可以扩增货币供给以推动经济继续向前。 图／美联社
长期下来，这种模式散播到其他亚洲国家，并得到好坏参半的结果。新加坡演进成一个全球金融中枢，运用西方的资本，（大体上）遵循西方的规范以执行吸引西方人的项目，同时也运用亚洲资金在东南亚各地进行较不透明的项目。
马来西亚和泰国利用亚洲的金融策略，成功地跨入半导体和电子产业，并且（较不成功地）尝试跨入汽车业。印尼较专注继承的贪腐机会，兑现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钱。这四个国家（加上南韩、日本和台湾）做的许多拙劣的资本分配决策，在一九九七—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算总帐时一一爆开来。
亚洲金融模式最大的拥护者当然是中国。中国人并没有以任何全新的方式应用这个模式，而是把这个模式带到几乎从每个标准看都很荒谬的极端程度。
荒谬的部分原因纯粹是规模。当中国在一九八○年踏上发展的道路时，它已经有十亿人口，比从日本到印尼的其余东亚国家人口总和还多。
部分原因是时机。中国直到尼克森与毛泽东高峰会、毛泽东去世，和一九七○年代末进行广泛的经济改革后才进入全球秩序。到了中国人准备好和全世界做生意时，金本位制已经结束近十年。现代共党中国只知道法定货币时代和廉价的资金。它没有要戒除的好习惯。
部分原因是北京的统一目标。南韩、马来西亚和印尼有半数人口聚居在较小面积的地方（南韩的大首尔地区、马来西亚的马来半岛中西部海岸，和印尼的爪哇岛）。日本在工业化前是全世界人种最纯的国家。新加坡是一个城市。这些亚洲国家一开始都有相当统一的人口。
中国不是如此。中国有多样的人口。
即使不算没有人居住或人口稀少的地区，中国有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英里，面积大约和整个西欧一样。这些有人口居住的地区跨越从几近沙漠到几近苔原、再到几乎热带的气候区。即使较「单纯」的中国华北平原，也曾经历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的战争。中国中央的长江流域有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经济体。中国南方多山的地形曾居住最贫穷和技术最落后的许多民族，但也有最高超技术官僚管理系统的香港。
每一个国家都最重视政治统一。每一个国家都为达成它而发生内部战争。中国统一内部的努力是全世界最激烈的，可以回溯到四千年来数十次断断续续的冲突。最晚近的重大斗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导致四千万人死亡，是美国人在所有战争杀死人数的二十五倍。中国人深信内部政治斗争、压迫和宣传的必要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被视为避免梦魇式内战的必要现实。解决方法呢？
花钱！
亚洲金融模式最大的拥护者当然是中国。中国人并没有以任何全新的方式应用这个模式，而是把这个模式带到几乎从每个标准看都很荒谬的极端程度。 图／美联社
中国政府分配资本给一切事务。基础设施发展。工业厂房建造。运输系统。教育体制。医疗系统。一切让人民有工作做的事。这完全达不到「明智的资本配置」的标准。它的目标不是效率或获利性，而是达成一个单一的政治目标，即阻碍统一的区域、地理、气候、人口、种族和数千年历史的障碍。为达这个目的可以不计代价。
而且实际上也付出了代价：
中国在二○二○年的新债务约为人民币三十四兆九千亿元（约五兆四千亿美元），这个数字即使以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被夸大的GDP统计数据来看，也达到GDP的近四○％。最乐观的预测是，截至二○二二年，中国的企业债务总余额已达到GDP 的三五○％，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八十五兆元（五十八兆美元）。
中国人拥抱法定货币时代的热烈程度一如他们拥抱亚洲金融模式。中国定期印制货币的速度是美国的两倍多，有时候是美国的五倍。而且在美元是全世界储存价值的货币和全球的交易媒介时，人民币甚至直到二○一○年代才在香港使用。
中国金融模式的基本原则是没有上限。由于体系把无限量的钱投入在重要项目上，所以一切都巨大无比。发展不容许有任何阻碍。价格不是问题，因为信用的数量不是问题。结果之一是疯狂地竞标任何数量有限的产品。如果对水泥、铜或石油的殷切需求推升产品价格上涨，那么体系就只要配置更多资本以取得它们。
中国金融模式的基本原则是没有上限。由于体系把无限量的钱投入在重要项目上，所以一切都巨大无比。 图／美联社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一九八○年代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在一段短暂但很奇特的时期，东京闹区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价格超过整个美国西部沿岸地带的价格。日本人很快意识到那一定不是什么好事，而且一定是出了什么离谱的差错。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差错，特别是中国的荣景造成二○○三年到二○○七年的全球商品市场紧俏，导致调整通膨后的油价在二○○七年一度攀至历史高点，达到每桶约一百五十美元。
另一个结果是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中国担心的是失业问题而非获利。中国绝对是世界最大的钢铁、铝和水泥的出口国，因为它生产的这三种产品远超过中国无餍的胃纳所能消化。各方讨论的中国一带一路全球基础设施计划—许多非中国人认为那只是中国人交换影响力的战略布局—在许多方面只是处理过剩问题的手段之一。
中国人采用的亚洲金融模式可能没有尽头。其他亚洲国家最后都接受的庞大债务，终究会彻底失控，而这也是这种金融模式的特质。日本在一九八九年崩溃，并花了三十年时间想从债务中复兴。日本的复苏花了这么久的时间，以至于日本损失了它所有的人口红利，并且很可能再也不会有明显的经济成长。印尼在一九九八年崩溃，并两度摧毁了它的政府，至今仍深陷混乱中。南韩和泰国也在一九九八年崩溃，并汲取痛苦的教训而强化文官统治的转型（其中南韩获致比泰国更持久的结果）。
这些选项都不可能被北京考虑。中国共产党只从经济成长获得合法性，而中国唯有的经济成长来自惊人数量的金融。每一次中国政府尝试紧缩信用和让中国的经济更健康或更可持久，成长就会崩溃，国内就开始议论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然后政府又再度把信用水龙头开到最大。在中国共产党的观念里，断绝对债务的依赖就等于是现代的中国、统一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终结。在这一点，党可能是正确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偏好把他们的财富存在美国货币⋯⋯存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中国共产党只从经济成长获得合法性，而中国唯有的经济成长来自惊人数量的金融。 图／美联社
《世界不再是平的：后全球化时代的供应链重组与地缘政治预测》
作者： 彼得．泽汗（Peter Zeihan）
译者： 吴国卿
出版社：感电
出版日期：2023/05/04
内容简介：当美国不愿、也不能维系全球供应链，台湾有什么机会，免于成为去全球化下的最大受害者？全球化与自由贸易造就这一切，背后来自美国于二战后建立并维持的世界秩序。然而，如果美国不愿、也不能维系全球供应链，全球政治局势、经济贸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将见证世界各地的从生产到贸易，从消费到投资的大幅滑落。全球化将崩解为碎片，变成区域化、国家化或小型化。让所有人的生活变缓慢，更重要的是，让生活水准下降。没有一个经济体系或政治理念能在这种未来中运作。那么，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经济体能在这失序中的世界继续存活下去？本书清晰阐明，并不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