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写书送书 一把辛酸泪（施正锋）

教书32年，年终奖金出版自己的书30本，编辑110本以上，加上4本学术期刊，退休后可以专心写作。图为书展示意。（李怡芸摄）

读书人喜欢读书，那是天经地义。除了吸收知识，多少是在打发时间，特别是出远门。过去10来年，每周火车往返台北、花莲，手握书卷、徜徉太平洋，那是人间一大乐事。出国搭飞机更是手不释卷，尤其是必须搭乘国航转机，通常带着必须要念、却又深涩的书。当然，睡前一定阅书，那是跟父亲学来的习惯。

在过去，人文社会学者升等至少要有一本书送审，我的作法是以会养书，根据主攻国际关系、副修比较政治及其他兴趣，透过研讨会发表论文。接下来每年寒假看哪一个主题的篇数够多，就编辑出版成书。尽管专书一直获得国科会甲等奖，升等却宛如云霓之望，因此，出书除了是自我期许，也是一种嘲讽。

除了学会的年会，一般的研讨会是不对外公开邀稿。一开头，因为并非科班出身，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连写论文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蓝绿统独泾渭分明。担任台湾教授协会法政组召集人后，开始针对议题规画，寻觅专家撰稿、召开研讨会、结集出书。此后，陆续在不同的学会、基金会挂名，出书是不成文的条件。

自我定位是诚实的知识仲介，只要是政治学相关的课题，一定挖空心思去探讨。一个人写论文太孤寂，要是能有一群人共襄盛举，众志成城。不少人心仪瑞士的中立，前副总统吕秀莲倡议中立，我的训练略知皮毛，却又不允自己以假内行诓真外行加以否定，就拜托不同立场的学者撰稿，不料引来日本军方在《自由时报》修理。

作为鸡鸣狗盗，要游说孟尝君并非易事，有时候还会被调侃，「你们办的会议没有人要来听、三民自不报导，干嘛还要出书？」想到当年吴浊流为《台湾文艺》筹款奔波，明明台北市长高玉树同意，为何拨款迟迟不来，就释然。临渴掘井，也碰过政治人物问，为何这么重要的课题，你们学者不能未雨绸缪？

一般而言，从研讨会论文到编辑出书，加上审稿出版学术期刊，全套差不多30万左右；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要是采取最阳春的线上会议、配合无纸本的云端刊物，10万块应该够了。如果是我主事的，张罗经费大致无碍，特别是人家请托筹办的。这几年最当道，愿意来往的已经不多，自我解嘲像是转台的小姐。

政治控制包括思想箝制，特别是源头管控。陈水扁执政时期朝小野大，外交部高英茂次长创设民主基金会，主事者委托办研讨会，专业合作甚欢，马英九总统全面执政行礼如仪。蔡英文政府颐指气使，不食嗟来之食。协会再三确认要办CPTPP研讨会，已经请托同侪戮力，岂可食言而肥？胡萝卜棍棒，点滴在心头。

教书32年，年终奖金出版自己的书30本，此外编辑110本以上，加上4本学术期刊，至少应该也还支出2000多万。既非参考书、国考、补习、理财、养生或命理，仓皇清仓，可以理解。所幸，有不少学生在高中教公民科、在大学授政治学，帮忙张罗安排送书，特别是偏乡资源较少的地方，连对岸都有研究生来函索书。退休后可以专心写作，如果问我，还敢不敢出书？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