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我的海鲜经验（施正锋）

（作者提供）

膳食习惯与居住、工作，甚至族群都有关。北方人面食、南方人米食，种田、做粗重不能吃稀饭，否则会没有脚力。我的学长前驻日代表许世楷找我吃日本料理，最后一定要再吃半碗饭，才会觉得饱了；美国人吃完正餐一定要尝甜点，否则，好像总是缺了点什么。在过去，泉州人靠海，当然鱼吃得比较多，相对地，靠山的漳州人比较难吃到新鲜的鱼，可能吃较多的咸鱼。

我小时候住在苏澳，隔壁的欧吉桑在渔会上班，所以，我们家时常会有大鱼可以吃，生鱼片加味噌汤，剩下来的炒成鱼脯。我从小比较会念书，老师说，应该是鱼吃得比较多的关系。后来搬到苗栗三义山城，海鱼当然比较贵。等到搬回到彰化，旁边有鹿港、王功，又恢复到可以吃很多鱼、蚵；那时候，肉鲫仔很便宜，不像现在上buffet，同样地，竹蛤不会进海产店。

一般人年节拜三牲鸡猪鱼，通常是鱼刺较粗的草鱼，稍微有钱的用鲢鱼，拜完料理为五柳枝，那是没有选择。大学住侨生宿舍，吃自助餐舍不得点鱼。到金门当兵，排副跑过远洋渔船，很挑嘴、不吃鱼，原来，新鲜的鱼都后送到台湾去卖了。退伍前长官请吃饭，第一次吃到黄鱼，吃起来不太像海鱼。出国前结婚到溪头度蜜月，狠心叫了一条清蒸鳟鱼。

到美国念书，超市只有鱼排，倒是时常买鲑鱼头，店员好奇我们究竟养了几条猫；当然，偶尔会到日本店买明太子，有时候波士顿龙虾会特价。真正大快朵颐是自己钓，除了美国人不吃的鲤鱼、鲇鱼，比较特别的是鳟鱼及台湾开完刀才要吃的鲈鱼。春天冰融开车到俄亥俄州北部伊利湖畔托利多，拂晓人山人海、蔚为奇观，原来是等着天亮钓玻璃梭鲈。

回想起来，第一次去海产店是在出国的前夕，大哥带我们夫妇去台大靠基隆路吃，迄今只记得空心菜炒牛肉。回国30年，家里附近小夜市有海产摊，有三段时间，带过不同的朋友过去吃宵夜，我通常只点空心菜炒牛肉，其他的不外海瓜子、虾、花蟹，不用花很多钱。无权无势的时候，革命情感比较真切。

苏嘉全担任屏东县长打响黑鲔鱼，他后来北上担任秘书长，我有一次批评民进党，在中央党部碰到，他没有兴师问罪，只问，「教授，等一下有闲否，来去隔壁吃toro？」多年后，他请施明德夫妇到立法院长官邸吃大闸蟹，许信良作陪，我们夫妇开洋荤。这几年，几个在大学教书的学生，固定在学期末找我去济南路一鱼三吃，有时缺鲤鱼改换乌鰡也可，只是怀旧当年在中广的时光。

自从家附近的传统市场关闭，买鱼的机会比较少，倒是内人回娘家会带鱼北上，那是岳母爱屋及乌；另外，长辈草地亲戚来访也会带来大尾的虱目鱼。印象最深刻的是陈耀昌医师有一回来家里吃鱼，不知道在捞什么，原来是独一无二的鱼膘。偶尔到林务局附近开会，一定会去小巷子喝鱼汤，虽然吴郭鱼不是海鱼，不过没有臭土味。

蚵仔煎只是小吃，不能算是海鲜。所谓的豆腐鱼原来是狗母梭，比较腥、适合当鱼脯。政客不要为难歌手。（作者为东华大学民族事务暨发展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