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可能面临的「颠覆性错误」？（上）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谈话中表示要继续依循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前进。（图／达志影像／美联社）作者／九峰

前言：

2014年被称作改革元年，而今年则是改革攻坚年，所谓攻坚概括地说就是新的一轮国有企业股份化，市场化和高官私人持股化，土地变相私有化，及政府去职能化等大手术，也就是世界银行前些年依据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原理为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中国2030》的翻版。其实新一轮改革所采用的这些手段都不是什么新鲜理论，全都是25年前西方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而用过的办法，只不过在中国强大的社会抗议声中动作幅度有所收敛而已。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西方设计的改革是不是也推动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呢？

苏联土崩瓦解后形成的15个国家，以及14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休克疗法」的顶层设计下，集体实现了所谓宪政及私有化革命。转眼1/4世纪过去了，苏东加上前苏联卫星国蒙古多达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子过的怎么样呢？他们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是改革良策还是「颠覆性错误」，应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是一个足以令当前深化改革借鉴的大课题，然而苏东的改革成效在中国似乎却是许多人刻意回避的话题。为什么呢？

1990年到2011年间，30国中表现最好国家之一的波兰改革的红利其国民收入增加了119%，然而中国释放出来的改革红利才是惊人的。1990年中国GDP总量1.866万亿，2010年GDP增至39.798万亿，GDP为1990年21.33倍(>2100%)。中国在航天、卫星导航、超级计算机、高铁、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造船、军工、工程设备、核能、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产业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等等，众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正全面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反观曾经领先中国很多的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25年的西化改造，如今除了受西方封锁的军工产业还在吃传统市场的老本外，其它产业除了卖资源外，几乎都成了西方现代产业的附属殖民地。曾经享誉世界的俄国、波兰重工业如今自主知识品牌产品已萎缩的无影无踪，专利发明、文化事业、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

令人费解的是理论界有一股自我妖魔化、自我贬低的歪风，不顾中国和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败对比铁一般的事实，无视中国几乎所有行业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快速提升，技术进步水平举世无双的现实，硬要把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丑化成中国经济单纯靠投资拉动粗放式发展无以为继，极力否定有中国模式的存在，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国企，打击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并通过教育、理论研究和舆论平台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进程。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深化改革」中国将有可能重蹈苏东国家「休克疗法」改革的覆辙，犯下伤及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难以逆转的「颠覆性错误」。什么是中国可能面临的「颠覆性错误」？

新加坡学者日前一篇《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引起舆论关注。文章例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样的重大错误」为「颠覆性错误」作注解。那么何谓「颠覆性错误」，一般认为，如果把中国现代化进程比作在轨道上奔驰的列车，颠覆意味着列车脱轨翻覆，国家发展进程被迫中断。

1. 中国近代不可逆转的颠覆性错误

慈禧镇压清末维新改革、在面临外敌虎视眈眈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却挪用巨额军费修颐和园供自己享乐，导致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其本人也被洋人追打的如丧家之犬，致使中国因此失去现代化的最好时机；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拱手把东北让给了日本，助长日本侵略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这些都算得上是当时政府所犯的，招致国破家亡的「颠覆性错误」。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样的重大错误」是「颠覆性错误」吗？显然言重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样的重大错误应该算是中国在现代化探索的道路中摔了个头破血流的大跟头而已。拍打掉灰尘，擦干血迹，中国仍然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继续前行，并因此为后来的快速崛起积累了丰富可贵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民族更加成熟，因而避免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政治上的幼稚而导致不可逆转，造成民族灾难的「颠覆性错误」。

苏联土崩瓦解后形成的15个国家，以及14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休克疗法」的顶层设计下，集体实现了所谓宪政及私有化革命。转眼1/4世纪过去了，苏东加上前苏联卫星国蒙古多达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子过的怎么样呢？他们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是改革良策还是「颠覆性错误」，应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是一个足以令当前深化改革借鉴的大课题，然而苏东的改革成效在中国似乎却是许多人刻意回避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专家的顶层设计理论绕不过「休克疗法」所用过的那些手段。

任何人要避免犯「颠覆性错误」，首先要汲取自己和他人的失败的教训。如果无先人经验可借鉴，就需要小心谨慎地去实践、「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改革就是「特区」、「试点」、「推广」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然而中国理论界却要摒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要效法苏东「休克疗法」那样的顶层设计，在中国营造一种气氛，即像苏东那30国当年一样，轻率地相信和推进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所谓顶层设计。转眼25年过去了，他们的改革是释放出巨大的红利，还是造成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非常值得中国顶层设计及政治经济学者们，出于对民族和社稷负责、对历史和人类未来负责的态度，深刻探究苏东那场变革对人类历史正面和反面的深远影响。

2. 「休克疗法」始作俑者为后社会主义国家失败改革的无力辩白

回首当年柏林墙倒塌，无数人曾欣喜若狂，从东柏林到乌兰巴托，人民洋溢在幸福的憧憬之中，西方民主和繁荣似乎近在咫尺。然而这项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最宏大的社会实践结果却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严重背离了西方经济学原理的预期，不仅没有释放出改革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反而不久就开始给改革设计者和参与者迎头泼了一盆冷水。25年的痛苦经历，使得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百姓都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是，除了诸如爱沙尼亚和波兰这样的少数国家可以称得上有所进步外，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被认为是失败的，经济停止、倒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福利缩水，寡头政治和新兴独裁者乌烟瘴气的民主政治使百姓丧失了原有的民主激情，从前南斯拉夫到车臣以及如今的乌克兰东部，战争打破了欧洲大陆四十多年的脆弱和平局面，那里的人民饱尝民族自决、民主自由的恶果。曾经的波兰报纸编辑及反共异见人士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嘲讽说，「关于共产主义的最糟糕事情」，「都是随后发生的」。

一心想在中国推动股份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专家学者们自然对苏东国家令人失望的改革没有兴趣，甚至有意忽视他们的失败，只强调、夸大和营造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成功的虚幻氛围，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再现柏林墙倒塌时期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迎接西方民主和繁荣的心态，让中国人在幻觉中认定中国只要推动他们顶层设计的改革，中国就将像美国一样富有。但从来不敢告诉人民，他们实际上采用当年苏东改革类似的方法，这种顶层设计的改革也有把中国带到同乌克兰一样糟糕困境的可能。

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教训，中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地、系统深入地调查研究和总结，但西方人一直在做，作为「休克疗法」顶层设计参与者，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91年到1997年间担任俄罗斯政府经济顾问的安德烈•施莱弗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正常国家——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25周年回眸》的文章，从维护和辩解其顶层设计改革的角度整理了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的脉络，力图为那场失败的变革找回点面子。施莱弗教授认为包括15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继承国家、14个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和前苏联卫星国蒙古在内的后共产党国家的改革贬斥为失败是一个错误，关于后共产主义世界，广泛流传的悲观描述大都是不正确的（显然并没有在中国广泛流传）。施莱弗教授的研究表明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人们的生活已有极大改善。自从体制转型以来，这些后共产党国家增长迅速，今天，它们的国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长寿，也更愉快。在大多数方面，这些国家现在看上去只是非常像其他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相仿的国家。它们已经成为正常国家——并且，在某些方面表现更加优异。

尽管施莱弗教授极力反驳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失败论，然而他例举的数据却是苍白的。即使他选择苏东动荡GDP严重下跌的1990年作为基准，「1990年到2011年间，就增长而言，处在中位的后共产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扩张要稍快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中位国家(挪威)。这些年间，挪威的人均GDP增加了45%，而乌兹别克斯坦上升了47%。波斯尼亚的国民收入增加了450%以上，其增长率在那一时期排名世界第三;阿尔巴尼亚排名第16，其国民收入增加了134%;波兰排名第20，其国民收入增加了119%」。然而，施莱弗教授所例举的30国中表现最好国家的改革红利，充其量达到和西方国家相当的「正常国家」，其它大部分则是他不忍言及的非正常国家，而中国以及效仿中国改革的越南所释放出来的改革红利才是惊人的。1990年中国GDP总量1.866万亿，2010年GDP增至39.798万亿，GDP为1990年21.33倍（>2100%）。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总量曾达到中国的10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日本的两倍。中国在航天、卫星导航、超级计算机、高铁、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造船、军工、工程设备、核能、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产业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等等，众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正全面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绝非所谓「投资拉动，粗放发展难以为继」所能歪曲的。反观曾经领先中国很多的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25年的西化改造，如今除了受西方封锁的军工产业还在吃传统市场的老本外，其它产业除了卖资源外，几乎都成了西方现代产业的附属殖民地。曾经享誉世界的俄国、波兰重工业如今自主知识品牌产品已萎缩的无影无踪，专利发明、文化事业、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这都是施莱弗教授研究报告故意回避的领域。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理论界盛行自我妖魔化、自我贬低的歪风，不顾中国和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败对比铁一般的事实，无视中国几乎所有行业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快速提升，技术进步水平举世无双的现实，硬要把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丑化成中国经济单纯靠投资拉动粗放式发展，极力否定有中国模式的存在，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国企，打击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并通过他们控制的教育、理论研究和舆论平台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进程。

自我妖魔化理论正极大影响国企的股份化、私有化改革，并且不择手段地推进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进程，鼓吹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释放农村改革的红利。可悲的是在这种理论风气的影响下，不少人迷信西方经济学理论，不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不下身段去河里摸摸石头，真实地考察、探讨一下那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的经历。中国人不愿做的事很久以前美国的教授已经捷足先登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俄罗斯、东欧问题专家，杰西卡 阿丽娜-皮萨诺撰写的《后苏联时代的波将金村：黑土政治与产权》从一个侧面揭示俄国和乌克兰土地私有化的灾难。从1997年到2006年，杰西卡花费十年时间考察由著名苏联中央黑土带经济区分割而来的俄国黑土地区和乌克兰黑土地区的土地私有化问题，其中俄国部分面积大到有澳大利亚国土面积那么大，乌克兰部分则相当于德国的面积。十年间杰西卡无数次考察、采访、收集各种报刊资料和统计数据，挖掘改革背后的内幕。结论是不管两国在改革的时程上，两国私有化形式，权利架构，以及集体农场遗存的内涵或外延有多大不同，可以确定的是两国农民所面临同样的厄运是既没有成为土地的拥有者，也没有成为假定产权的受益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才知道，改革20多年过去了，拥有如此广阔肥沃私有化黑土地的俄罗斯每年还要进口大量农产品，梦想中的改革红利到哪里去了呢？然而经过多年的灌输，不少国人宗教般的迷信西方理论，自欺欺人地罔顾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现实，不是去总结弘扬光大中国自己改革积累下的宝贵财富和经验，而是一味推动模仿西方的梦想，走苏东后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老路，实在是一件发人深思的问题。模仿美国有可能变成美国，更有可能变成模仿美国后的乌克兰。

●作者九峰，现居美国凤凰城，旅美文化和战略研究学者。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邓小平时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图／翻摄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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