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锋专栏》反体制年代 独上西楼

民进党在圆山饭店创党。（本报资料照片）

我是在1970年代后期北上念书，懵懂无知，大一就碰上中坜事件，紧接着中美断交、美丽岛事件。金门当兵回来，白天翻译艺术百科，下班搭计程车赶建国南北路到中广，半夜回家偷偷地写稿。尽管夫妇如《我俩没有明天》般拚命，俨然陈升的「拚死拢不赢」，又仿佛陈小霞的〈有时日子过到惊〉。

那是反体制的年代，异议分子不当预官、不考国考、不能出国，我是比较静态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家里没钱又没地，出国念书是唯一的救赎。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我继续念博士，总有逃兵的羞愧，所以当台独联盟主席张灿鍙到俄亥俄州大演讲，在汽车旅馆邀我秘密入盟，知识报国当仁不让。

在威权时代的末期，从519、612、520到野百合事件，岛内的街头运动目不暇给，海外是充电或暂时兔脱的地方，尤其是到北美的夏令营巡回演讲兼募款。留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我们在中西部只能负责接待捐款，女眷则忙着张罗准备家乡的饭菜，首度接触农运、工运、学运分子，特别是新潮流的成员。

民进党延续党外时代鸡兔同笼之争（体制外群众路线vs.进入体制反体制），进一步衍生独立与民主孰先争辩，海外则有许信良的海外组织吸引新侨，以留学生为主的独盟与新潮流惺惺相惜。此后，彼此的默契是流员到海外就是自己人，而盟员回到岛内，即使不加入民进党、至少也是新潮流的同路人。

1980年代进入尾声，独盟决议鲑鱼返乡，蹩脚代理商惊觉，尝试说服留在海外继续打拚不成；黑名单相继翻墙入境，民进党加速在1991年通过《台独党纲》，试图抢台独的主导权。新潮流采取两手策略，一面派人到日本输诚，在岛内则调侃黄昭堂、张灿鍙、许世楷是被请上神桌的「三仙老公仔标」。

我既然无心从政、无力社运，书生论政与人为善，没有必要阿谀任何党派。民进党在国会全面改选后、总统直选前，积极招募党员，两度促膝长谈到天亮，我还是坚持「不入流」。初期，盟员身分并未公开，面对指桑骂槐，一度气盛翻桌；台南县长陈唐山与立委苏焕智为了滨南七轻炼钢厂对峙，左右为难。

相较于民进党其他派系以个人领导为中心，新潮流纪律严谨，颇有列宁式组织作法。由于迁台的龃龉，除了个人关系，不少盟员对于新潮流耿耿于怀。独盟在2000年庆祝成立30周年，我独排众议、力邀邱义仁回娘家谈台独困境。我一向不分流派，帮忙简锡堦及林哲夫推动和平与公民防卫，不会刻意否定。

民进党起家倡议政治民主化，新潮流则标榜进步性，加上台独及社运，难说是东施效颦还是狗尾续貂，不脱共产党的分化斗争。绿营官二代娓娓而谈尊翁出身环保，其实是宿主工运，而社运参与不过是投名状罢了。蓦然回首，不知有多少流员在美国坐过我的福特8大缸LTD，包括在妈妈的肚子里头。

我跟赖清德没有渊源，顶多是在他台南市长任内与问平埔族身分，对于阁揆时推动「双语国家」颇不以为然。民进党的理念与新潮流的纪律已沦为权与钱，赖清德的使命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