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台北车站当「part-time 街友」　跨过寂寞边界

图文／镜周刊

在街头，我一直比较少机会碰到女性街友。有次在公园扫地的阿华告诉我，公园内凉亭最近来了一个女街友，街友因为怕被赶，经常睡一晚，隔天一大早东西收一收就离开了，于是有一天，我很早就去公园，想看看能否跟她聊一聊。

清晨五点多，公园非常舒服，随着车声越来越吵，大家要上班上学，游民已经一一离开公园凉亭，只剩下阿华说的那个女街友。女街友留着短发，看起来四十岁上下，从她有点脏污黝黑的脸，依稀可以看到她清秀的样子，阿华说她看到这个女街友已经有四、五年了，估计她应该流浪至少四、五年了。

我问她流浪几年了？她抬起头，眼神有点迷茫的说她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自己几岁。原来，当一个人失去社会关系，没有人跟你说话，最后就是不知道今夕是何夕。当时她的精神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已经无法跟我交谈了，我猜测她有精神疾病，因为跟家人的冲突摩擦，逐渐就跟家人失去联系了。

当年那个眼神迷茫的女街友，一直让我惦记着，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访问到女街友。访问女街友很困难，因为她们充满戒心，她们在街头生活更困难，很容易被欺负，处境比男性更恶劣危险。我甚至听过辅导街友的志工提起，曾有女街友被性侵怀孕的事，但是我一直无法证实。

女性街友在街头 她们的生存守则

这些年，或许是因为离婚跟家庭结构的瓦解越来越严重，女街友越来越多。2010年，当代漂泊成立，这是一个帮助街友的民间组织，我认识了里面的社工郭盈靖。盈靖在当时康定街的跳蚤市场认识了已经流浪十年的一个阿姨，她因为先生会打她，很年轻就离家到台北，小孩就留给先生抚养。阿姨刚开始做生意，年纪大了生意不好，就去批些货到跳蚤市场卖或去捡回收。那时康定街的住户晚上会把家里东西清出来，盈靖曾有好几个晚上帮她整理能卖的包包、鞋子跟衣服。

虽然阿姨是可以租2、3千块的房子，但是她最后还是没有租，因为这样的房子通常都在暗巷，环境恶劣，门锁又不安全，阿姨担心自己工作完都很晚才回家，如果有人尾随在她身后，对她做什么可能也没有人可以帮他，不如住在外面，遇上坏人还可以大叫。她到处睡，睡骑楼被赶，就睡公园，每天就带着自己的家当移来移去。在街头，她常睡到半夜被捏鼻子或被人丢石头攻击。她非常想家想念孩子，好希望再见孩子一面，但是她先生不准。因为长年睡外面，都睡不好，加上工作劳累，阿姨身体很差，57岁就走了。

2011年，市政府办花博，看龙山寺附近睡了很多街友，但是观光客又多，市政府想整顿市容，每到晚上，就开始喷水驱赶游民。那年冬天特别冷，很多游民被喷到重感冒，没办法好好睡上一觉，苦不堪言。一般人平常一天没睡好，就非常痛苦，更何况街友日日躺在街头，街头状况这么多，可能被赶，还有蚊虫这么多，又睡不暖，现在政府又找人喷水驱赶，那年年尾，这件事情闹得很大，我在那时认识了阿春。

阿春那时就睡在龙山寺那附近，寒冬里，阿春铺个纸板，盖个睡袋，可是睡袋里冷冰冰，好不容易睡暖了，警察就把他挖起来，清洁人员就开始喷水洗地板。那时有市议员在议会大骂万华街友影响市容，要求市府对他们持续喷水。每晚被水喷到无法睡觉的阿春因此罹患了重感冒，非常痛苦，他说，这政府简直是把他们当垃圾，想把他们清掉。她鼓起很大的勇气站出来，跟当代漂泊一起开了记者会抗议。

女街友通常是离婚，或是未婚的贫穷女性，因为失去家人的联系，再无一技之长。阿春就是这样，她是云林人，家里非常贫穷，兄弟姐妹也多，她小学没毕业就出来帮人打扫，后来在电子厂上班，做没几年电子厂就说要去大陆，她被裁员，从此阿春就很难找工作。后来她父母过世了，她回老家，被嫂嫂赶出来，其他兄妹各有家庭，阿春也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开始流浪到北部。阿春想透过婚姻找到依靠也很难，她说，头路不稳定，日子艰苦，我不敢嫁；也呒人敢娶我。这些女游民就像日本社会所说的最贫困女子，因为各种无缘——家庭关系无缘、人际关系的无缘以及制度的无缘，与障碍——罹患精神疾病（精神障碍）、由于家境不佳失去受教育机会，难有稳定工作（发展障碍），从小便注定日后贫困的命运。

每到入冬 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最近，我问社工盈靖，台北车站这几年对待游民的态度有什么改变？游民的生活处境可有改善？盈靖说，经过当代漂泊持续跟台北市政府以及北车管理处沟通，北车管理处制作了大型置物袋，现在游民只要把家当都放在置物袋里，北车管理处就不会清理掉。一班民众似乎也越来越感受到，这是个高风险的社会，也不认为自己工作是那么稳定，也随时可能失业，因而越来越理解接纳街友。

现在每到冬天，有人会想到在台北车站这些街友可能睡不暖，就订些床垫跟睡袋，送去给街友。还有慈善团体跟公司送便当到北车给街友吃。整个社会氛围对街友越来越友善。北车那边的街友的物资相对是充裕的。就这点看来，台湾社会还是有进步。这是当记者的好处，会看到长时间社会的变化，以及在这个社会变化里，人的变化。

2011年，阿春跟我哭哭啼啼讲到，警察怎么赶她，她因为睡不饱，身体因而吃不消。后来她认识了一个男性朋友，两人举牌存了一点钱就一起去租房子，当然房子环境不好，还会漏水，但是至少可以好好睡个觉。只是去年她又回到台北车站，可能跟男性朋友分手了。

女性街友在街头通常会找个男性朋友保护他们，像现在北车一些年轻的女性街友，她们因为父母离婚，跟着父亲或母亲，可能因为父母管教严格，或父亲再娶，无法跟后来的继母以及兄弟姊妹相处，就来到北车，通常她们也是会找个男人陪伴，甚至一起去租房子，一起分担经济，可是当关系断了，又得再回街头生活。

把街头当家 即使她们有个「家」

盈靖提到他在北车认识了两个很不一样的「女性街友」，其中一个当阿嬷了，是个钻地工，当时机场捷运正在盖，她就在机场捷运Ａ1那里工作。她老家在中部，透天厝还是她跟先生一起盖的，他们有五个孩子，俩人谈好分工，先生在老家种田，她就出来工作。因为种田收入不稳定，总是要到收成才知道今年有多少收入，农村又没有什么工作，她就出来继续做钻地工的工作，哪里有工地，她就去哪里做工。她也去过六轻，但是她说，六轻空污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她离开那里，北上到机场捷运工地做。晚上，她就回中和娘家住，但是通车实在太远了。

每次下班后，她就到台北车站坐坐，吃点东西。有天她突然发现，怎么越到晚上，台北车站人越多，然后入夜，很多人睡在台北车站，她观察好长一阵子，开始跟人聊，逐渐了解为什么他们要睡在这里，各有各的心酸。她觉得，这里很安全，自己睡这里好像也不错，于是每天下班在工地梳洗后，她也开始睡在台北车站。每天她在工地领的工资就存起来，一个月存好几万块，两三年后，她跟盈靖说，她存够钱要回家了，她一个孩子要生小孩了，她要回家帮他带小孩。

另外一个女街友是一个中年阿姨，她因为推个行李箱，没有用置物袋装起来，盈靖提醒她，会被北车清掉。没想到阿姨跟盈靖说，没有关系，因为她白天会回家，晚上才会来。阿姨才说，她离婚了，小孩跟着先生，早年她靠着车缝，赚了一些钱，在台北买了间小套房，可是每天一个人待在那间小套房，她寂寞的快发疯了。有一天，她来到北车，发现人来人往，很热闹，也开始跟这些游民交谈，她也觉得睡在这里不错，还有人发便当。她说，自从来台北车站睡觉以后，她的身体变好了，忧郁症也没了。

台北车站看起来是个交通的转运站，可是又非常有包容性的涵容各式各样的人。人生艰难，当社会越来越理解弱势族群，愿意善待他们，似乎就可能让这些人的处境不再那么悲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