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评／方俭／那些年我们一起照的辐射
新竹清华大学是台湾理工科系最优秀的学府之一，但从首任校长梅贻琦身故之迷，超过半世纪来，清大校园的辐射问题疑云重重，值得社会全面严肃重视清华大学的校园辐射污染，以及清大核工毕业生现在主管核能安全与辐射防护的政府津要，他们是否有能力为国人的辐射安全把关，并保护清大校园师生生命、健康安全。
方俭
解严后台湾社会许多翻天覆地的改变与进步，然而在核辐射污染管制问题上，却比戒严时期还退步，从台湾核工、核能管制、辐射防护的人才培育基地清华大学校园40年来严重的辐射污染事件，就可以看出在核能人员的心态比戒严期间还糟糕。
1970年的夏天，一位医生带着一个热水瓶乘计程车从台北永和到清华大学，向核工系的老师们求助，因为来者的身份特殊，以及在制造原子弹的政策下，一切与核辐射有关的事件，都高度保密，而这位医生带来的竟是从国外私自带回来的「铯-137」射源，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已故清大核工教授翁宝山负责主要的辐射防护工作，他在事后表示，连他新买的一双皮鞋都被污染，连同污染的房屋地板、墙壁都打掉，放入34个80加仑的大汽油筒，送进后来是清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干沟掩埋。
没想到在1978年盖辐射生物馆时，工人把这个干沟当成调配混凝土的地方，又把这些含有污染的物质拿去兴建了「辐射生物馆」，后来被发现后，又打掉了受污染的部份，但污染不断扩大，到了1985年盖「生命科学馆」时，污染的水泥、土壤增加到2200桶。
昔日清大辐射生物馆现在已更名为「生物医学科技研发中心」，但是辐射问题并不因更名而获解决。
这段「清大辐射生物馆」事件的始未，记载于清华大学《郑华生教授访谈录》，由清大历史历教授陈华率领学生制作的口述历史，可以在清大的网站上取得，详细的内容十分精彩，也揭露了许多当年不为人知的秘辛，包括在一九七五年蒋中正总统过世后，讨论是否用雄黄来保存遗体，郑华生教授也正是1990年清大「校园辐射污染调查报告五人专案小组」的召集人，郑华生是清大化学系教授，其他四人分别为清大杨振忠教授（殁），当时的原能会辐射防护处杨义卿处长（已退休），当时的新竹市市长童胜男，以及今年和宋楚瑜搭档竞选正副总统的台大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林瑞雄。当年的校长，正是后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的刘兆玄。但衮衮多士，竟连基本的一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是「到底清大校园辐射问题，到底对清大的师生、教职员有何影响？」
根据清大在1990年的「校园辐射污染调查报告」显示，这一大片区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都受到辐射严重污染，产生2200多桶放射性废弃物。
在1988年，一群1971年毕业的清大数学系同学会，发现多位同学罹患白血病，后来有人提议，何不检查一下血液，竟然发现这一班有群发性的「染色体双中节」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在大规模核污染，如长崎、广岛原爆，以及车诺堡居民才会出现，这显示七一级（1971年毕业）清大数学系学生当年他们受到某种强烈的放射线照射，才有此结果，但这个事件不了了之，成了二十多年来的悬案。
清华生命科学馆二楼北侧的进门处，测得的剂量警人，已经超过了「严重环境辐射污染」的限值2~3倍。
在一九九0年3月的清大校园辐射污染调查小组会议中，也将「调查本校历年因血癌致死案件与辐射之关系」列入调查事项中，但是在十页的「调查报告」中，对此项调查结果只字未提，迄今仍然不知道「那些年我们一起照的辐射」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清华大学必须给师生与全国人民一个清楚的交待。
台湾校园辐射污染的奇迹「清华大学生物科技馆」，当年是「辐射生物馆」，在1998年在这里发生情杀王水溶尸案就改名了。但是这并没有降低这里的辐射问题，40年来持续放出超过严重环境辐射污染的法规限值。
仅管清华大学在1990声称除污完毕的「辐射生物馆」，现在已更名为「生命科技馆」或「生物医学科技研发中心」，我在7月16日会同新竹市公害防治协会理事长钟淑姬（她也是清华校友）至馆内二楼，以辐射侦测器测得每小时高达2.6微西弗／小时的剂量，乘以一天24小时，365天（2.6微西弗／小时×24小时／天×365天＝22,776微西弗／年），即为年剂量约为23毫西弗，为辐射防护法规定「严重污染环境辐射标准」的十毫西弗的2倍。后来清华大学保健物理人员也来测量，他们的仪器测出3.5微西弗／小时，换算年剂量30.6毫西弗，则为严重污染环境辐射标准的3倍。而正常背景值是20微西弗／小时，清大生命科学馆的最高辐射剂量是背景的150倍以上。
清大保健物理人员不太相信我们的测量，用他们的辐射侦测设备，量到的剂量是3.5微西弗／小时，比我们量到的2.6还高。
钟淑姬质问清华原子分子研究院的人员，生命科学馆里里外外完全没有标示辐射管制，也没有限制人员进出，而且在馆内工作人员也未被告知，更未接受相关辐射防护训练讲习，这是草菅人命，让清大校誉蒙羞。而原分所人员解释：「我们监测的是『南馆』，你们测的是『北馆』，我们没有管制这一区。」
在生物科技馆（辐射生物馆）外，也测到超过背景值数十倍的剂量，也接近严重环境辐射污染的限值。
可是所谓「南、北馆」，根本就在生命科学馆同一栋楼内，没有任何标记可区隔南、北，更没有辐射剂量侦测与警告标志，完全未依「辐射防护法」规定办理，依该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未依法弃置放射性物质，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三百万元以下罚金，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之二，「放逸核能、放射线，致生公共危险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此刑罚的刑期不可谓不重，但是清大相关负责人员似乎老神在在，因为目前台湾所有核能发电、管制、辐射防护的行政长官，都是清大核工毕业的，甚至清大的辐防主管要求「美化」辐射管制标志，让大家不害怕。立法委员田秋堇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行为，如果清大都这样有计划的隐匿、欺瞒、刻意弱化辐射防护 ，这样台湾还有谁来为人民的辐射安全把关？
郑华生教授访谈录重点内容节录：
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梅（贻琦）校长是民国五十一年（1962）春天过世，后来听陈可忠校长说梅校长生前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包包，晚上睡觉就摆在床下；梅校长过世后，他打开来看，包里装的是中子源，也就是镭和铍(Ra–Be)的中子源，这个有放射性，中子一直跑出来，可是他怕伤害到别人，所以他自己带。他的过世或许跟这个有关系，这是我猜想的。不过后来这个有纪念性的中子源到底放在哪里就不清楚了，可能是由当时保健物理组保管。（编注：这两颗可能害死梅校长的射源，至今仍下落不明。清大人员表示，四、五年前清大才开始管制校园的辐射射源。）
（民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夏天经常停水，停水的时候家庭没有水怎么办？原子炉的同仁就会打电话来请大家过去拿水回去，大家都去原子炉那边搬水回家，根本不会有放射性。有放射性寿命也是很短，你到家的时候已经没有放射线，放射线已经死掉了。所以吃东西用的水是原子炉的，洗澡的时候用的水也是原子炉的。当时反应器组的主任是林嘉熙教授，他做事非常严谨，一定要照manual 去操作，十五个钟头开放就十五个钟头，一分钟都不会延长。（编注：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简直是匪疑所思，如果现在这样做，主任先要负刑责。但这也显示清大长期以来没有人管制辐射防护，把所有人都当成「原子小金刚」。）
校园辐射问题发生在民国七十九年（1990），中国时报刊登说清华大学校园有污染，影响到年轻学子。那个时候原子科学中心马上提出反驳，说根本没有污染。当时原科中心变成台风眼，一切问题都针对原科中心，全台湾听到辐射都吓坏了，大家也怀疑到底有没有污染。我们学校化工系、数学系，还有交大搞地下水的，中兴大学土壤系的教授等等也联合来攻击。所以刘兆玄校长叫我去处理这件事，弄清楚假如有放射线，那么是多少？会不会影响人体或动物？限我两个礼拜就要把报告消化，刘（兆玄）校长已安排好新竹市长童胜男、台大医院流行病学林瑞雄教授，还有原子能委员会的杨义卿处长，及本校的杨振忠教授〈已故〉等一共五个人来做这个调查小组，我来当召集人。后来根据采访结果与实际上测量，跟原科中心或保健物理组公布的状况，其实有点落差。（编注：「其实有点落差」是差很大，过了二十二年后，仍在在现场随意测量到超过严重环境污染的程度。但是郑华生教授在二十年后坦承当年的问题，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个调查小组成员的表现是不合格的。）
刘（兆玄）校长说一定要采访有关系的几位教授，问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但我心里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讲实话，一定是避重就轻。去找翁宝山教授，他把研究报告给我看，永和的医师身体里有污染物，他的儿子也有。叶（锡溶）教授说，因为于其康教授急着要盖好，假如他没有催工人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没有办法求证。他很肯定的说，最后的处理方式，是汽油桶里砌水泥防止放射性外泄，然后搬到兰屿去。显然他根本没有了解状况，石油桶已经装满泥土，里面根本不能砌混凝土；再者，石油桶也没有搬到兰屿，而是在龙潭。追查到这里，最有问题的是，当初为什么会说没有污染？当时报告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讲，因为我接收到的任务是查清有没有污染而已。至于为什么他们会说没有，现在才可以讲二十年前的事情。（编注：郑华生在一九九0年时什么也不敢说，过了二十年，才敢说真话，这可见在一九八七年七月解严后，社会仍然弥漫著白色恐怖，但是辐射的恐怖却越演越烈。）
当时为什么说没有？当时杨处长拿检测器离墙壁有一点距离去测，结果当然没有；测量小组说没有，新闻记者就如实发布。举例来说，如果站在辐生馆向原子炉测，当然没有辐射。因为当时测量小组认为，没有人会一直靠着墙壁站一整天，所以就离开一点来量，如此一来当然没有。一开始的时候，许俊男教授、林宏辉先生、曾家亮先生，都主动跑来帮我测量，我对林宏辉先生说：「你一定要在五公分之内测量，不能超过五公分，超过五公分就没有意思了。」因为辐射防护法令规定，一定要假设你一定有机会碰触到污染源（墙壁）。所以他们说没有污染，其实是往自己有利的方向解释辐射防护相关法令，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另外一件事是说，污染事件本身有过没有？有，但为什么说没有？原因是保密不敢公开。他们违反一个原则，当发现有污染的时候，就一定要封锁现场，严防污染扩散不让人员进出，然后才调查它的污染分布、深度如何等等。三位主管都没有封锁现场，一直保密并把污染扩大，从三十四桶变成两千两百桶。这是值得令人重新研讨保健物理和辐射防护意义的一宗事件。（编注：郑华生教授是说了实话，可是至今原能会、辐防处、清华大学人员仍然一脉相承的瞎掰硬抝，结果只是让问题更扩大、更严重。到现在他们仍未学到教训。）
采访后记 --
在末世审判前享受疯狂六月十八日原能会强行同意台电重启核二厂锚定螺栓断裂的一号机，当时我写了「除了疯狂，无以名之」，我一直无法明白原能会为何如此疯狂，看完了《郑华生教授访谈录》，完全了解清华大学培育了台湾的「核能菁英」，竟然是在如此疯狂不顾自己和别人性命与安全的情况下发展核能的。二十二年前，我在中时晚报报导了清大辐生馆辐射事件，后来没有追下去，一方面是个人离开了工作岗位，一方面是念在已故的翁宝山教授的请托，没有追下去。但现在想来，我也十分愧疚，因为这是一场早就该终结的辐射悲剧。后来再看到「辐射生物馆」的新闻，是一场情杀溶尸的悲剧，就在我七月十六日测出超过严重环境污染的地点门后发生的。看到数十个学生穿着「Never depressed in a state of chaos. Enjoy the insanity at the end of the judgement」的T-恤，在曾经放置辐射废料的草地上烤肉玩乐，我想会把孩子送来这样的校园，真的是末世审判前享受疯狂吧。
校园的学生T-恤上写着「Enjoy the insanity at the end of the judgement」在原来存放辐射废料桶的草坪上烤肉。
●作者方俭，在绿色消费者基金会担任董事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