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泓／《少女离家记》：如何拥有自己的门窗

▲《少女离家记》剧照（图／翻摄网路）

文／郑秉泓

一间房子，父母双亡的五个姊妹，照料她们的奶奶与叔父，接二连三的婚礼，以及一辆卡车，《少女离家记》是关于青春与死亡，爱情与亲情，叛逆与出走的故事。

电影的开场，五姊妹中年纪最小的莱莉紧抱迪丽老师不让她走，迪丽老师要她保持联络。话别之后，莱莉和姊姊们离开学校，来到海边，背著书包、穿着制服的她们，和几个男学生玩了起来。她们的长发在金色阳光照耀下显得闪闪发亮，雪白的衬衫因为被海水打湿，健康稚嫩的胴体于是若隐若现，她们毫不在乎，甚至跨坐在男孩肩上玩起骑马打仗的游戏。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挥霍青春，如此开阔自由，这是整部《少女离家记》最美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场戏。

游乐时光结束以后，女孩们返家，遭到祖母与叔父的责骂，然后她们被软禁无法外出，被逼迫终日学习缝纫和烹饪，与其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替她们找到好的归宿，不如说大人们（无分男女）恐惧不及早「保护管束」这几个少女的话，他日横冲直撞必有后患，甚至会危及到大人们习以为常的体制规范。

▲《少女离家记》剧照（图／翻摄网路）

这部片代表法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成功入围前五强，同时还在象征法国电影最高荣誉凯撒奖获得最佳影片、导演、原创剧本共计九项提名（最后赢得最佳原着剧本、剪辑、首部作、原着音乐），却是由土耳其裔的法国籍导演丹妮丝坎泽艾胡芬在土耳其所拍摄，讲的也是土耳其的故事。

有个拍片花絮非常值得一提，导演在电影开拍前四周发现自己怀孕，制片竟发群组信昭告天下并以此理由离开团队，这位制片自己也是女性。幸好后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替补的人选。这段发生在现实戏外的插曲，恰好和戏内五个少女所面临的处境遥相呼应，同时更微妙地说明，何以《少女离家记》故事中多数的成年女性角色，除了只在片头片尾现身、象征进步思想的迪丽老师之外，其他包括祖母、阿姨、邻居太太等人，无论是否对女孩们的遭遇表示同情、理解，无论是否认同国家、宗教、社会的价值观对于女性的不平等待遇，无论对女孩们采取威胁利诱或是恳谈劝导的态度，她们终究被动地选择站在体制这边，不愿意起身反抗的理由。

《少女离家记》除了令人想起澳洲导演彼得威尔早在1975年完成的少女电影经典《悬岩上的野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片中对於穆斯林女性困境的刻划则类似伊朗导演贾法潘纳金的《生命的圆圈》（The Circle）和《花漾足球少女》（oFFSIDE）。不过，它最最接近的，无疑是苏菲亚柯波拉在1999年初执导筒、以空灵飘忽的绝美影像演绎故事背景设定在1970年代美国密西根州五名少女相继自杀事件的《死亡日记》（The Virgin Suicides）。我想，丹妮丝坎泽艾胡芬之所以将这部少女电影编写得与《死亡日记》如此相似，想必是为了传达永恒不变的女性困境——那是对于无路可出的青春的无尽悲鸣，也是对于死亡做为唯一解决方式的病态憧憬。

▲《少女离家记》剧照（图／翻摄网路）

幸而，《少女离家记》并没有流于无病呻吟的自我耽溺。做为首部剧情长片，丹妮丝坎泽艾胡芬对于少女情怀的诗意捕捉，对于女性身处封闭环境渴望出逃的内在转折勾勒，以及那种介乎浪漫与危险、既朦胧又暧昧的情感和欲望流动的拿捏，成绩令人惊艳的。历经法国、土耳其大规模少女海选，五姊妹最后有四位是由素人演员出任，在丹妮丝坎泽艾胡芬的成功引导之下，她们的表演不仅深具说服力，那种极度自然、如诗般飞扬的青春气息，更是《少女离家记》掳获人心的关键所在。

丹妮丝坎泽艾胡芬以五姊妹中年纪最小的莱莉为叙事观点，是很聪明的策略，同时暗含批判。由这样一个发育尚未完全的未成年女孩来看四个姊姊的遭遇——既然主动寻找真爱是一种反抗，自己决定何时何地如何破处是一种反抗，寻死也是一种反抗，那么何不逃走呢？逃走不仅是反抗，还需要周延的计划，以及临机应变的胆识。只要有心，囚笼也可以被翻转成为保护自己的堡垒。整部《少女离家记》中各式各样的囚笼符号，原来正是为了成就囚笼被逆转成为对抗父权的堡垒，那个无比振奋人心的一刻！

▲《少女离家记》剧照（图／翻摄网路）

《少女离家记》的英文片名Mustang，意指野马。家，就像是圈禁野马的牢笼。而野马其实是属于草原的，牠们想方设法，就是要冲出牢笼重获自由。不过，丹妮丝坎泽艾胡芬并没有天真到让少女们的「离家记」等同于得到自由，电影结束于一个充满希望但前途未卜的象征性画面，这样的悬而未决，是来自创作者的诚心祝福，以及对于少女离家所需要的勇气的肯定。

吴尔芙曾说，想要写作，必须要有钱和自己的房间。在《少女离家记》那样的封闭国度，有钱和自己的房间远远不够，最好还要有决定自己门窗开关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