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专栏：胡海鸥》从苏格拉底的死说起

福州一小学一年级新生阅读《道德与法治》课本。（中新社资料照片）

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反映了古希腊的哲学家对人的灵魂的终极关怀，而我们今天关心的恰恰主要是物质和利益，这已衍生出太多的社会弊端，制约了我们进入现代文明的发展轨道，我们非常需要用他们的思想来涤荡我们的灵魂。苏格拉底的从容赴死，最能折射我们价值观误入的迷途。

苏格拉底经常批评雅典统治阶层的腐败，包括一些最高领导人，结果在他70岁的时候，他被雅典统治者荒谬地以「不敬神」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的学生和朋友们为他安排了可靠的逃跑计划，却被他坚决拒绝。他认为，尽管加给他的罪名纯属诬陷，但他既是雅典的公民，就应该遵守雅典的法律。行刑的那天，来看望他的学生和亲友都十分悲痛，而他却镇定自若，谈笑依旧，最后从行刑官手里接过毒酒，一饮而尽。

苏格拉底对于死亡的从容镇定，不仅在于他对真理的维护，更聚焦于在法律违背他的利益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对法律的尊重。这对于两、三千年后的我们来说，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昭示与告诫意义。它所昭告的不是对错误法律的服从，而是拒绝以利益为导向，而这恰恰与我们这几十年的宣传截然不同。

在我们的宣传中，革命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它具有神圣性和不容置疑性，殊不知这样的宣导传播实际上是一颗有毒的种子，因为它不仅引导人们根据利益导向行事，而且神圣化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比较苏格拉底把真理和良知作为选择的依据，而不管它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我们的认知不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甚至是有害的。

一般来说，利益的维护属于公平的范畴，所有人都应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如果用剥夺少数人的方式去实现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则正义将荡然无存；即便用正义的名义，以非人道的方式消灭阶级敌人，则既不公平，也无正义。所以如果只讲利益的维护，而不管公平、正义和人道，则利益的维护不仅是有限的、不可持续的，甚至最后会演变成对初始利益维护者利益的剥夺。

也就是说，一旦开启剥夺剥夺者的模式，则所有人的利益都将或迟或早地被剥夺。所以苏格拉底强调公平、良知、正义和理性，就是他深刻认识到人类对真理认知的局限，法律只是最近似的真理，如果人可以为了他的最高利益─生命而违背法律，则他也可以为了利益而牺牲真理。所以他宁可接受一个违背自己利益的法律的判决，而不愿为了自己的生命而确立一个违反法律的先例。这就是他在临死之前大谈真理、灵魂和正义的原因所在，因为把这一切都想通透了，他才能从容赴死。

我们今天正在品尝利益导向的苦果，革命符合我的利益，我就维护它，那么贩卖假冒伪劣产品、制造有毒有害药品及免疫针剂、破坏生态环境、侵犯知识产权、违背诚信诺言和契约精神呢？只要符合我的利益，我都会做。尽管，革命的崇高性与此后述者的卑贱性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利益导向的逻辑是一样的。其结果难免是：我只遵守符合我利益的法律和人伦底线，反之，则一定会违反和突破。

如此怵目惊心的案例，不仅已经多到了不胜枚举，而且还不断创出令人发指的纪录。更为可怕的是，在国民素质普遍停留在利益导向上时，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社会。即便此时出现若干伟大人物，他们洞见超越利益选择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却仍然会在民众素质面前败下阵来，因为民众不仅拒绝追随他们指明的正确方向，甚至将他们推上祭坛，使之由先驱变为先烈。中国近代史上有的是如此惨痛的教训，至今还没有完全终止的迹象。

这就是苏格拉底尊重法律更甚于自己生命，并且能在死亡面前把灵魂、真理和理性想得通透的意义所在。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中国人必须走出利益导向的思维！也就是说，我的选择不是因为它代表我的、甚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因为它代表正义和良知；所有人都能如此思考，才能制约和规范领导者可选择的空间，中国的改革才能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深化。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