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专栏:胡海鸥》愈遮掩资讯,愈刺激想像

立法院三读通过证券交易法》第14条修正案,未来企业年度财报,须揭露董事及监察薪酬资讯,届时可让被外界诟病的「肥猫」全面现形;图为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资料照)

很多年前,我在电视台直播,回答动物为什么有发情期时,胡诌说「它们不穿衣服」。后来我在温哥华裸体海滩上,见证此话的正确性,因为所有人天体相见的时候,一定是眼中有色、心中无色,没有遮掩就没有欲望。这样的现象更为普遍地表现在资讯管理领域中,不信请看疫情中的流言四起,它就是资讯不透明的结果。

仅以这次武汉死亡人数的核增为例,开始官方数位只有2579,后来核增1290,官方的解释是因为疫情初期的紊乱造成资料的不准。这就引起网上的很多猜疑,因为毋须做医院病历的统计,只要将武汉火化炉数量与能力乘上时间,扣除正常年份死亡数,不讨论全国殡葬工人的支援,就是疫情的基本死亡数。网上的计算远远大于官方修正后的数位。

原本对数位的认知和计量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各抒己见,最符合逻辑的可为大家共同接受。可一旦有某种认知是权威的,不管有怎样的破绽,都不容置疑和挑战,否则要遭遇麻烦,这就意味着有什么不该也不能让公众知道,公众的想像就会被启动。其效果相当于穿着比基尼女郎在昏暗的街道上闲逛,这会刺激对那巴掌布片掩盖下的想像。如果可以一览无余,也许不会有人特别关注;如果套上伊斯兰长袍更让人心无旁骛。而正是朦胧在看不见与看得见之间,才撩拨得人心弦振颤,春心荡漾。可见物件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刺激想像。

文革的时候有很多禁书,我们读、传得可来劲啦,现在想要看啥书都有,我们却鼓不起劲了。特别是下一代年轻人,还有几个在读世界经典名著?可见,禁止才会来劲,不禁止则啥兴趣也没有。新加坡的朋友告诉我,李光耀时代不容许公众集会,所以很多人心怀不满,啧有烦言。到李显龙时代,新加坡政府开辟了一个公园让公众集会,开始也人头攒动、人山人海,但很快就平息了,最后只剩下几个疑似精神不健康的人在那里嚷嚷,可见最好的引诱和鼓励都是「禁止」。

一旦人们可以自由地看清他们所想看的一切,他们就在不过如此、有啥稀奇的哈哈大笑中一哄而散。这也与我在温哥华裸体海滩上看到的一样,因为天体相见得失去了任何想像,人们只能垂头丧气地等到上帝敲响年度的生物钟,于是穿衣服让人类失去了发情期。我不是学生物学的,请读者不要对我最后一句话太认真,我先趴下了,承认自己是胡言乱语。

话还是要回到资讯的发布和管理上来,管理阶层发布的资讯必须千锤百炼,经得起逻辑和事实的检验,它的权威不是来自于行政的强制,而是来自于缜密和真相。如果做不到这两条,还诉诸、依赖权力和强制,这相当于穿着比基尼在灯光黯淡的街道上晃悠,而又不许人家投来猎奇、穿透,甚至有些下流的眼光。这样的资讯管理有点像街头无聊的太妹,撩拨了人家,还把人家打一顿,与其沦落到这个地步,不如干脆衣冠楚楚或者回到裸体海滩,显然,资讯管理的关键不是遮罩真相,而是不给想像留下空间。因为一旦失去了想像,真相也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资讯管理的关键是公开透明,管理层要么不发布资讯,一旦发布则一定严谨精准到了无可挑剔、无懈可击,它经得起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的质疑和挑战,而不诉诸行政权力的任何支撑和保护。管理层公信力的提升在于光明顶上打败六大门派的过程中,而不是龟缩在行政权力的卵翼之下

所以强调资讯的公开透明,不仅出于良知道义,以及对公众的知情权的尊重,更因为启动网路想像的成本太大了,届时人们关注的就不仅是数位本身的准确与否,而且是数位不准确的动机,以及以往所有数位都假,甚至未卜先知地否定未来所有的数位的准确性。此时管理层浑身是嘴的解释都无济于事,这样的猜疑一定严重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而公信力恰恰是政府进行社会调控最宝贵的资源和最关键的依托。不能设想,在公众怀疑政府的动机和资料真实性的情况下,大家如何还能齐心戮力,共克时艰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