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经济成长 建立在地优先方案
《危局:攸关自己与下一代的4大政经 危机,我们选择战斗或逃避?》作者/布莱尔.谢帕德出版社/时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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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几十年(也就是全球化最辉煌之时)的情况而言,可以用很简单的说法干净俐落地描述全球的经济发展动能。
有些过去辛辛苦苦且孤立发展的国家,他们陷于贫穷,有大量的人口需要第一分薪资相对合理的工作,这些国家为已开发国家里的企业提供了好到难以抗拒的资源。在这样的安排布局下,日本、韩国、中国及其他所谓亚洲四小龙国家提供的前景,是廉价劳工加上少有职场规范与环保规定,换取的是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或后勤办公室,这样下来两边都会是赢家,至少理论上如此。随着国内生产毛额大幅提高,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到几亿人。居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企业利润大增、出口市场扩张,那里的消费者享受着低成本的商品,技术性高的劳工也可以随心所欲挑选有吸引力的工作。
然约在过去十年,原本井然有序的运作公式开始松掉,情况很严重,导致已经爬上发展天梯或者正尝试攀上下方梯级的国家来说,全球化模式不再是可靠的经济发展架构。主要的转变,是因为将劳务外包给中国、日本和韩国,并消费他们所生产商品的国家,正慢慢在这条路上踩下煞车,透过公开与政治施压,鼓励本国企业撤回制造与服务,以支撑母国经济。
在此同时,由于各地政府抱持的民粹主义,在打造全球供应链上添加了层层的风险与难题,跨国企业也开始精简,足迹不再广泛遍布国际、深入低薪的国家,劳动套利也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竞争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其他国家的平价劳动力,反而愈来愈放在建置更便宜、更聪明、且能力更好的机器人和人工智慧工具与程式上。
全球化造成了损害,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兴起的空间。我认为,要填补此一空缺最适当的选项,是所谓的在地优先(Local First)策略,这是指能自行维持并自我克制,同时持续改进在地经济生态系统。我们之所以选择在地优先策略来改进大家习以为常的国际主义架构,最强力的理由是我们观察到虽然全球化看来让每个人都受惠,事实上并不然。当然,随着企业赚得利润、营运效率提升,全球的中产阶级确实大幅扩张,多数制成品的价格也在受控范围内,并有更多人得以参与个人科技与传播革命。然而,这些好的面向(尤其是以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来看)掩盖了全球化让世界逐步瘫痪的负面效应。
其一,在就业市场里不断向下掉的人(每个国家都有很多人无法再与人竞争)是隐形的,这些是很大量的低度就业人口,当全球化停下脚步,他们更是愈跌愈深。从比较整体的层面来说,国内生产毛额的数字大致上证明了全球繁荣,但有一大部分的就业人口面对的是多年的收入停滞甚至下滑。以国内生产毛额为形式的成绩也掩盖了一些无形因素,例如环境恶化、很多工作并未提供福利且不稳定,以及某些社区的生活品质下降。
我和同事科伦.凯利(Colm Kelly)2017年时合著了一篇文章,探讨全球化黑暗面的主要元素,我们在文中特别提到很忧心企业利益和社会进步已不再同步,再也不能放在一起衡量或讨论了。在全球化蔚为主流之前、甚至是最早期阶段之时,企业的成败和其营运的社区或社会荣枯紧紧相系。就算企业有一部分的成绩是来自于区外销售,但创造出来的资本主要会留在员工及许多顾客所在之地。想一想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76年撰写《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时身处的世界:如果企业领袖不管自家员工的需求,星期天上教堂时就会受到谴责,在当地的城镇集会上也会遭到排挤,他们会因惭愧而把利润再度投资到营运的地方及相关人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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