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维-还是老问题—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孰重?
经济诱因工具是不可或缺的净零路径政策工具,很多先进国家长期执行经验告诉我们,将各种环保技术与管制政策配合经济诱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节能减碳政策组合中一定有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与环境正义原则之能源税、碳税、碳交易等经济诱因工具,例如2017年行政院「永续发展目标」将「研议推动能源税,以反映外部成本」列为2020年永续发展具体目标;2020年以规划未来能源发展目标、具体推动措施及政策工具为目的之能源转型白皮书也明订2020年要完成能源税推动策略与配套规划,但是,隔年2021年9月公布的能源转型白皮书109年度执行报告却改说,财政部经洽商相关部会后,认为「课征能源税将影响国内油电价格、经济成长与物价,宜于景气较佳时实施」,这是财政部多年以来常用的遁词。虽然主计总处在今年(2022)一月发布2021年全年经济成长达到6.28%之佳绩,已经符合「宜于景气较佳时实施」的预设条件,但是财政部部长苏建荣却以另一个理由─「碳税、碳费有重复课征情况」─决定暂不推行碳税。因此,在刚公布的2050净零路径与策略中,财政部又缺席了,只提到要稳健实施碳定价,包括两个做法:征收碳费、专款专用,及稳健推动碳交易,没有碳税与能源税的角色。 因此可预期财政部早有既定立场与各种借口,永远不会推动与执行能源税与碳税。财政部(实际上代表行政院)的说词与立场只是一个老掉牙的定型观念在台湾的又一次演出,即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是相互抵销的,两者之中,经济成长永远重于环境保护。即使大家都知道行政院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路径是为了避免已被全球科学家确认攸关全人类文明存亡的气候危机,但是以「在我任期内」的经济成长为重的决策者,可能是因为其完全没有对台湾及全球未来世代存亡危机的恻隐之心,也可能是由于其认为重视经济成长的人比较多,因此采取政治正确之道,拖延环境与经济都正确的污染者付费政策。
事实上,由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以任期内经济成长为重的政策对于长期的健全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常见的短期经济成长政策包括(1)为了促进出口,长期采取「内部成本外部化」政策,即各种产业、能源与防污投资补贴,(2)不执行污染者付费(外部成本内部化)政策,维持偏低的油、电、水、污染排放、土地等投入要素的价格。这些短期经济成长政策长期执行的后果是,产业结构偏向高耗能、高污染,以及偏低的附加价值与薪资水准。
相对而言,国家与产业竞争力大师Michael Porter早于1991年就提出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他经由观察美、英、德、日等国于1970年代以来的环保政策,发现较严格的环保政策可以促使厂商创新(induced innovation)与转型投资,不但减少污染,而且提高生产效率与竞争力,因为提升的生产效率与附加价值远大于环保成本。
很高兴看到此净零路径与策略出现类似的看法,即其推动净零转型之一目标是要「进行前瞻技术布局,发展本土优势技术,加速商业化,瞄准全球净零转型商机」。但是很可惜的是,其后提出的各政策与策略仍多是保守守旧的补贴、保护的做法。
虽然波特假说已经许多实证验证,但是仍有不少怀疑论者,而且长期的环境与经济效益多不敌短期的政治算计,因为未来世代的气候危机不是我这任政府的事情,以致于经济成长重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永远盛行,尤其是面临存亡危机者多为数十年以后的世代,多数人不会将心比心,因此根本解决危机之道在于修正我们现代奠基于「广纳性政治制度」的民主制度,创设一个「虚拟的」广纳性民主制度,把未来世代的利益明确地纳入当代决策的正当程序之中,方案之一是当现代政府与公民在讨论与决策攸关未来世代福祉的政策时,有未来世代的代表参与讨论与发言,如何产生与监督未来世代的代表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与政策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