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37）移民经济学
第6章
移民经济学
历史上的移民模式多种多样，这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经济学原因，但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使得我们无法对所有移民得出普遍适用的结论。
例如，意大利移民的模式与爱尔兰移民截然不同，而两者又与印度移民有着显著的差异。
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移民的方式也随之变化，从最初的风力船，到蒸汽动力船，再到现代的飞机。
移民的来源地和目的地也在不断变化。
此外，难民和寄居客的迁徙模式不同，大批被驱逐的人群（如20世纪70年代被乌干达驱逐的亚裔人和中世纪被欧洲部分地区赶走的犹太人）的移居历程和特点也与难民和寄居客明显不同。
再者，不同的移民群体往往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技能。
据估计，目前全球约有2亿移民。这一庞大的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总数。
但即便如此，移民人口总数也只占全球总人口的约3%。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国际移民的主流模式都是从较贫穷国家流向较富裕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是这些国家中最贫困的群体，因为移民本身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
在那些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中，通常是技能水平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可能选择移民。《经济学人》曾报道：
尽管南非的大学正以较快的速度培养大批毕业生，但许多高素质人才在学成后立即选择离开祖国，前往英国或澳大利亚。这导致南非国内出现大量职位空缺。
摩洛哥的理科或工科学位持有者、掌握计算机技能并精通多国语言的人才纷纷前往法国、荷兰和加拿大，而文科和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则多留在国内工作。
摩洛哥人口迁移研究智库AMERM的穆罕默德·卡查米教授常常感叹，祖国甚至缺乏足够的人才来改善国内的网络状况。
然而，在巴黎，却存在一个由摩洛哥IT工程师组成的协会。
在非洲南部，由于大量医生和护士前往海湾地区、欧洲及其他地方寻找工作机会，本地医院和诊所只能应对因此产生的公共健康问题。
教育领域也面临类似问题，大量教师的离去导致本地师资严重不足。
像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塞内加尔这些小国，50%到75%的毕业生都已移居他国。
移民问题非常复杂，要彻底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将其分解，分别研究其不同的方面。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回顾历史上的人口迁徙模式，并考虑影响这些模式的经济因素。
自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以来，人口迁移已经持续了数千年。
考古学研究表明，在文字记录之前，人口迁移就已经存在。
由于国界的出现较晚，在研究早期的人口迁移时，并不需要像研究当代人口流动那样区分国内流动和国际迁移。
个人选择迁移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通常只有在大规模人群面临显而易见的重要问题时，才会出现集中迁移。在历史上，土地在一定年限后无法再提供足够的食物，人们为了生存被迫搬迁，让土地恢复肥力。
例如，中世纪斯拉夫人受到蒙古人侵略，被迫向西迁移；欧洲人的入侵也迫使美洲原住民向西部迁移。
侵略者本身也是移民，他们通过武力征服新土地，掠夺资源和人口。
此外，还有一些迁移是被迫的，例如1530年至1780年，至少有100万欧洲人被俘虏为奴隶，送往北非巴巴里海岸，其规模是被运往美洲的非洲奴隶的两倍。
现代人口迁移的原因与过去不同，大多数迁移是自愿的，不再是为了躲避侵略者或逃离贫瘠的土地。
是否迁移，个人或家庭通常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因此不同人群、国家、时代的迁移模式各不相同。
在过去的300年间，美国接收的移民人数远超其他国家。
2007年，美国有3,800万人出生在国外，占全球移民总数的20%。相比之下，没有任何一个移民输出国能像美国在吸纳移民方面占据如此优势。
几百年来，欧洲一直是主要的移民输出地，但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来源国各不相同。
以移民美国的欧洲人为例，1850年前后主要来自爱尔兰，1880年主要来自德国，1930年前后意大利人则成为主力。
移民并不是随意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
德国移民并非随便从德国出发，而是在美国特定地点定居，例如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由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移民建立，威斯康星州的洛米拉小镇几乎由勃兰登堡移民构成。
类似情况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如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渔民几乎全部来自意大利两个小镇，黎巴嫩移民聚居在哥伦比亚的一些村镇。
移民输出地也各有特点。美国建国13州的人口构成并非英国人口的随机样本。
南部地区的英国移民与新英格兰区的移民来自英国的不同地区，且在识字率、暴力事件发生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在大西洋两岸都存在。
不仅如此，西班牙的犹太移民与德国的犹太移民也常定居在不同的社区内，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移民在东南亚各国也会选择不同的定居地。
人口流动不仅仅是搬家。跨国迁移甚至国内迁移都要求迁移者学习新社会的文化、语言以及其他生活技能。在有亲属或同乡居住的地方，新移民可以得到指导和资金支持，降低迁移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往往集中定居在一起。
许多欧洲移民循着同胞的足迹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
这些新移民通常依赖已经定居美国的家人或同乡的资助。
19世纪的欧洲移民，尤其是芬兰、挪威和瑞典的移民，许多人都是靠预付船票成行的。
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期间，超过一半的爱尔兰移民的船票由已在美国的亲友预付。
类似的，20世纪初，超过一半的东欧犹太移民依靠在美犹太人的资助逃离迫害。
交通方式的变化对移民的输出地和目的地都有显著影响。
在大部分社会中，贫穷限制了人口迁移的可能性。许多人一生活动范围不超过出生地50英里。
在交通技术发展之前，移民的范围和目的地受到极大限制。
殖民地时期，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洲的工业国家，这意味着往返于欧美之间的货船在返航时通常会有空余空间，那些住在货船附近的欧洲人得以较低成本移民美国。
19世纪蒸汽动力船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跨大西洋航行的成本，使得更多来自南欧和东欧的贫困人口能够移民美国。
跨大西洋移民的成本大幅降低，使得更多人能够移民，同时也催生了寄居现象，移民们只计划短暂停留赚取积蓄后返回家乡。
例如，意大利人在美国、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的寄居现象十分普遍。
20世纪，飞机的发明和商用航班的普及再次改变了移民的输出地和目的地，使得过去无法负担迁移费用的人们得以实现移民。
到20世纪末，移民美国的亚裔人数已经超过了欧洲移民。
从1850年到1914年，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西半球和澳大利亚。
20世纪中叶后，亚洲移民成为新的主力军。总的来说，移民的输出地、目的地和文化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人口迁移不仅是简单的人口流动，还涉及文化的转移和融合。
当移民及其后代逐渐融入新的社会，有些文化会被同化，而有些文化则会在几代甚至几个世纪内保持完整，尽管周围环境完全不同。
不同社会中，文化的保留和同化情况各不相同，其背后有复杂的原因。
以黎巴嫩移民为例，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黎巴嫩移民相比拉美地区的黎巴嫩移民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而移居到西非国家如塞拉利昂或科特迪瓦的黎巴嫩人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文化和习俗。
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对移民文化的接受程度不同。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主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移民需要努力适应这种文化才能被社会接受，因此同化对移民来说非常重要。
在拉美，社会更倾向于多元文化的共存，各种文化能够彼此交融，各自贡献。
在西非地区，原住民往往不愿与移民群体进行文化交流，或者移民群体也不愿意接受当地文化，这导致了移民文化的长期保留。
华裔移民在美国的同化速度要快于在马来西亚的同化速度。
在美国，华人逐渐融入主流社会，通婚率高且普遍能说英语；而在马来西亚，尽管华人移居历史更长，但他们更倾向于保留自己的文化，通婚率较低，会说马来语的华人也不多。
这显示了文化同化过程中，不仅要看移民是否愿意接受当地文化，还要看他们能否从同化中获得实际的好处。
短期寄居的移民往往不会迅速同化，特别是当他们的文化不断得到来自家乡的新移民的支持，或频繁往返于故乡和新居地时，这种文化保留的现象更为明显。
20世纪20年代美国通过了限制移民的法律，导致新移民数量大幅减少，许多此前未被同化的移民族裔开始逐渐同化。
这说明，文化的融合和跨族通婚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的移民群体、迁移时间和迁移目的地都会影响同化的进程。
移民的文化背景对其行为有重大影响。
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
例如，意大利移民在阿根廷的表现显著优于本土出生的阿根廷人，无论是在农业、商业还是工业领域，他们都更为成功。
而在马来西亚，华人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原住民，即使在殖民时期，政府的学校不接收华人，华人也会自己建立学校，提高下一代的教育水平。
文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移民，还可以在不同移民群体之间产生差异。
例如，苏格兰低地地区的移民比高地地区的移民更容易融入英语国家，而德国移民在许多地方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在政治上他们往往忠于定居国。
移民的文化适应速度可能会带来社会问题。
例如，在法国，第一代来自北非的移民被认为比他们的后代更能适应法国社会，但他们的后代在社会中却表现出更多的冲突，甚至引发了严重的暴力事件。
在美国，墨西哥裔移民的犯罪率从第一代到他们的后代提高了8倍，这与法国的情况类似。
总的来说，文化的转移和融合是人口迁移中的重要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在新的社会中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模式和经济行为。
这些文化差异使得移民问题变得复杂且多样化，不能一概而论。
移民返迁，即移民回归祖国，是一个复杂而多样化的现象。
不同国家和族群的返迁比例各不相同。
例如，2005年至2006年间，约有2万印度裔移民返回印度；而仅2006年一年就有近4万海外华人回到中国。如果把时间范围拉长，从1905年到1976年，有超过850万意大利裔移民回到祖国。
在英国统治时期，许多印度人离开祖国，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去往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地。
契约期满后，许多人选择回到家乡。
据估计，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共有约3000万人离开印度，其中约有2400万人返回祖国。
返迁移民不仅带回了经济上的财富，还带回了他们在寄居地学到的文化和观念。
例如，很多返乡的意大利人不仅带回了在美国赚到的钱，还带回了平等观念和重视教育的理念，这在他们的家乡造成了显著的文化差异。
他们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与当地文化有所区别的社区。
移民不仅带来文化和经济影响，还可能带来疾病。
历史上，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过程中，疾病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欧洲疾病对美洲原住民的影响远远超过美洲疾病对欧洲人的影响，导致了大量原住民的死亡。
这些疾病往往以高达50%甚至90%的死亡率在原住民中传播，远超过欧洲入侵者通过武力造成的伤亡。
相比之下，欧洲人征服非洲的进程则慢得多，因为非洲疾病对欧洲人的影响更为致命。
直到欧洲医学技术能够控制非洲的热带疾病后，欧洲人才开始大规模征服非洲大陆。
然而，疾病传播不仅限于征服型移民。
难民、经济移民和其他类型的移民也常常将新的疾病带入他们的新居地。
例如，19世纪大量爱尔兰移民将霍乱带入美国城市，导致了流行病的扩散。
当今世界，各国依然面临类似的问题。
比如，英国的新发乙肝病例中，95%来自海外移民，而非洲移民在英国艾滋病患者中的比例也远高于其人口比例。
治疗这些移民所需的经济成本相当高，且对公共卫生系统造成了负担。
在美国，移民带来的疾病如肺结核、甲肝、乙肝等也有所增加，这些疾病在本地人中已经很少见。
接受大量来自贫穷国家移民的西方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疾病传播问题。
随着移民带来的疾病增加，许多过去在西方社会中已不常见的疾病重新出现，如疟疾、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
这些疾病的再现，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迁移不仅影响经济和文化，还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挑战。
经济状况在移民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不仅影响移民的来源地和目的地，还决定了移民接收国的收益和成本。
不同移民群体的背景和技能水平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对接收国的经济影响也各不相同。
例如，21世纪早期，来自亚洲的移民中约有45%具有大学学历，而墨西哥移民中只有4%的人完成了大学教育。
这些差异影响了移民对接收国的经济贡献以及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即使来自同一国家，不同移民群体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影响了他们在接收国的经济作用。
以19世纪的苏格兰为例，来自苏格兰低地和高地的移民在文化和经济背景上差异显著。
低地苏格兰人通常说英语，具备更高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他们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定居后，往往能够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并在农业和商业领域取得成功。
而高地苏格兰人由于语言障碍和教育水平较低，在移居地保持了更长时间的独特性和孤立性。
这种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差异不仅影响了移民群体本身，还影响了接收他们的国家。
高地移民在澳大利亚受到的欢迎度明显低于低地移民。
随着时间推移，来自高地的苏格兰移民比例逐渐减少，而来自低地的移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移民对接收国的经济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利弊权衡过程，因不同移民群体和国家而异。
有些移民能够为接收国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
例如，17世纪，胡格诺派教徒因宗教迫害从法国逃往英国，他们将钟表制造技术带到伦敦，帮助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钟表制造中心之一。
类似地，移民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新的产业，如中国和印度移民在马来西亚发展了橡胶园和锡矿，德国移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创立了啤酒厂等。
在一些时期，移民接收国甚至会选择性地鼓励和补贴某些移民群体，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例如，19世纪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吸引了具有工业技能的外国移民，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进程。
然而，移民政策也有排斥性的一面。
日本长期以来限制大规模移民的涌入，至今仍是种族成分最单一的现代化国家之一。
移民不仅影响接收国的经济，还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不同移民群体在接收国的社会融入和经济贡献程度不同，这取决于他们的背景、技能以及接收国的政策和社会态度。
随着时间推移，移民的来源地、技能水平和文化背景不断变化，因此，接收国的移民政策和经济策略也需随之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
历史数据显示，不同时间段和法律框架下的移民潮，既反映了移民群体的多样性，也揭示了这些群体对接收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以美国为例，从1820年到1880年，约有1000万移民来到美国，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
1880年到1924年间，移民来源地转向东欧和南欧，这一阶段共有2600万移民进入美国。
1965年，美国移民法再次调整，移民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
到了2000年，来自拉美的移民占比已达51%，亚洲移民占26%，而欧洲移民则减少至15%左右。
如今，来自欧洲的移民数量甚至少于单一国家的移民，如墨西哥（占比约28%）。
1965年美国移民法的修改改变了移民群体的构成和经济背景。
在此之前，移民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美国本土居民，而新法案实施后，移民群体的收入水平持续低于美国本地人。
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新的移民群体在教育水平上与美国本地人之间的差距扩大。
尽管各群体的教育水平都在提高，但美国本地人的教育优势更加明显。
这种差异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1990年，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平均收入比美国普通居民低40%。
与之相比，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优先接收教育背景良好、掌握英语或法语的移民，因此加拿大的移民群体在技能和收入水平上都优于美国的移民。
这表明，不同国家的移民法和经济标准直接影响了移民群体的构成和经济贡献。
20世纪后半叶，西欧国家实施了“客工计划”，通过吸引移民来填补本地人不愿从事的低薪工作。
虽然这种政策在短期内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长期来看却带来了社会和文化上的挑战。
移民政策的开放性和文化多元化的理念，常常被政客和精英阶层所支持，但普通民众对此持保留态度。
西欧国家的多次选举和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选民对移民问题表示担忧，甚至反对。
移民对接收国经济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劳动力供给和经济规模扩大的方面。
然而，增加的总产出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这才是衡量移民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
《经济学人》估计，移民可能使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约8个百分点。
然而，移民所带来的成本，如社会服务负担、文化冲突和经济不平等，是否会抵消这一收益，仍需进一步评估。
移民问题涉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不同移民群体、政策和国家背景都需要具体分析。
尽管移民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但只有当移民的收益超过成本，且能惠及整个国家时，移民政策才能被视为成功。
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衡量移民对美国的净经济影响。
通过计算移民的纳税总额、社会保险贡献等经济收益，与福利支出、教育成本和监狱中移民犯罪率较高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
有些研究认为，移民对美国经济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净收益，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移民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达到了相同数量的经济负担。
这种差异源于研究中使用的假设和方法不同，也反映出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释和观点。
对于移民是否会压低美国工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工人的收入，研究结论同样相互矛盾。
历史数据显示，19世纪欧洲的大规模外迁导致欧洲本土与移民目的地的工资差距逐渐缩小。
然而，当代的移民是否会对美国工人的收入产生类似的影响，目前仍没有明确的答案。
部分原因在于许多研究只关注了移民高度集中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移民工人的大量涌入可能导致工资水平保持较低，而美国本土工人则可能选择搬离这些地区。
因此，即使在这些地方移民和本土工人的工资差距不明显，也不代表移民对整体美国工人的影响微不足道。
确定移民对经济的普遍影响是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移民群体的异质性。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教育、工作能力、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差异也在不断变化。
20世纪60年代之前，移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往往高于美国本土劳工。
然而，随着美国移民法的调整，移民来源地发生了显著变化，移民的收入水平开始落后于本土劳工，且这一差距逐渐扩大。
除了经济成本，移民还带来了文化挑战。
特别是在欧洲，大量来自生活水平较低的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常常与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发生冲突，导致移民难以融入新社会。
结果，伊斯兰移民在西欧各国形成了独立的民族聚居区，不仅保持着与周围不同的价值观，还对这些价值观存有敌意。
当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发生冲突时，这种文化差异和敌意往往会加剧。
“客工计划”最初被视为一种临时解决劳动力短缺的方式，但事实上，这些移民并不只是“客人”。
他们往往举家迁移，定居在接收国，并繁衍生息。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在接收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
然而，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的失业率常常高于第一代移民，这在法国等国尤其明显。
法国一些地区的年轻穆斯林男性失业率估计高达40%左右，他们对主流社会的疏离感强烈，参与犯罪的比例较高。
文化融合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受到抑制，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接纳和保持文化差异，而不是将不同文化融入主流社会。
结果，社会的割裂持续存在，并以牺牲社会凝聚力为代价。
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私营机构开始以多种外语印发文件，以适应移民的需求。
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个人，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即使在美国或欧洲，并非所有移民都反对同化或主流文化的价值观。
然而，反对同化的声音往往更响亮，并在公共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对接收国的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移民对接收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复杂多样，难以一概而论。
虽然移民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文化挑战和社会成本同样不可忽视。
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的移民政策都需仔细权衡利弊，以确保移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能够最大化，同时减少可能的负面影响。
经济学并不能直接为移民问题提供具体的“答案”，而是揭示出那些自称有答案的政客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经济学不仅考量政策的短期效果，还关注其长期影响，而政客们的提案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例如，“客工”政策将移民描绘为临时工人，只需考虑他们对本国工人的直接影响。
然而，这种看法过于狭隘，因为政府还需为这些移民提供医疗、教育以及其他基本福利，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成本。
事实上，欧洲的移民犯罪、恐怖主义活动，乃至由贫困国家移民带来的疾病传播，都是接收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移民的来源不同，各国所面临的成本和收益也不尽相同。
因此，无法针对移民问题提供统一的解决方案，因为移民本质上就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
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移民在新的国度表现也各不相同。
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差异，但同时也可能误导我们，因为如今的移民背景与历史上的情况已大相径庭。
过去的移民在来到新国家后往往全心融入新社会，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今天的许多移民群体则倾向于保留其原有文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传递对接收国的不满。
再加上现代民族机构的作用，移民的同化变得更加复杂。
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移民的限制切断了移民与故乡文化的纽带，促使他们更快融入美国社会。
但今天，某些民族组织却积极保持这些文化联系，阻碍了移民的同化进程。
经济学可以质疑政客们常用的论调，比如“移民可以填补本国劳动力市场的空缺”。
实际数据表明，在美国，绝大多数行业中，移民的比例并未超过总劳动力的一半。
即使是在被认为依赖移民劳动力的农业部门，美国本土工人仍占多数。
政客们担心，如果没有非法移民，美国的农产品价格会大幅上涨，但这种担忧并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即使农场工人的工资翻倍，最终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经济学和历史学都需要谨慎分析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而不能草率引用历史经验或经济理论。
尽管从理论上讲，人口的自由流动可能促进经济发展，但实际上，人口迁移的影响远比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复杂得多。
移民不仅带来了劳动力，也带来了文化、疾病，甚至是社会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