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丨白重恩：在不同的分配阶段如何更好体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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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共同富裕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将陆续推出文章，回顾论坛嘉宾的精彩观点。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首先，祝贺人民大学成立共同富裕研究院。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特别强调共同富裕，我今天主要从三次分配的角度来看，在不同的分配阶段如何更好体现共同富裕。

一、初次分配

在初次分配层面，尤其要清楚共同富裕不是效率和公平的对立，更多的是体制机制问题同时影响了效率和公平的实现。

第一，要使初次分配既有效率又公平，尤其需要让低收入者所拥有的禀赋能够更好地实现价值。例如，农民拥有最重要的要素是土地和人力。在土地方面，由于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流通的不当限制，农村的土地使用效率偏低。如果土地承包权能更加合理的流通，形成规模生产，农业可以更加现代化，也更有利于吸引农业管理人才来使土地产生出更多的价值，为农民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做好分配的安排，可以为农民带来更高的收入。如果进一步让农民的宅基地可以转换为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则农民也可以更加容易在城镇获得住房，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在人力方面，由于公共服务的不可携带性制约了劳动力要素流动，阻碍了农民通过进城提高其生产力。如果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的阻碍更少，可以在城里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加上其住房条件的改善，也能使农民所拥有的劳动力要素更充分实现其价值。

第二，政策实施尤其需要重视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弹性。目前有些初衷特别好的政策，希望使低收入者获得更高的报酬，但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嵌入，劳动力和资本替代性增强，如果劳动力成本过高，企业就会用更多的资本来替代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尤其需要关注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如果替代弹性很大，那么增加劳动报酬将使很多人失去就业机会，反而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对分配更加不合理。

第三，要努力形成更加合理的禀赋分配。这一方面是教育。人力资源禀赋的更加均等分配是长期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弟的教育特别重要。劳动者职业素养较低不利于共同富裕。应该建立制度激励企业招聘没有工作经历的人，让企业对职工在岗提供职业素养培训，这可能比要求学校提供这样的教育效果更好。另一方面是碳排放权，过去的碳排放权主要是发给电厂，让企业进行交易。但另一种办法是发给消费者，这将激励消费者减少能源的使用，并将多余的碳排放权用于交易，提高他们的收入，因而对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第四，更好的竞争政策有利于共同富裕。某些行业或业务准入门槛太高，限制了竞争，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对于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需要完善监管，既保护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积极性，也促进竞争提升效率，创造就业。

二、再分配

在再分配这一层次，效率与公平之间可能有更大的张力，但不同的措施造成的张力可能不同。首先，要在再分配中考虑税收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比如房地产税。实际上中国的财富不均远大于收入不均，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房地产。我认为对一定人均面积之外的住房征税，既不会对效率有较大影响，也会促进公平，尽管推动起来阻力可能较大，还应该努力推动。

其次，社会保障也与再分配有很大的关系。有些劳动力净流失地的社保系统负担很重，这促使政府不得不扩大征收力度，又进一步造成人口流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我认为需要设计一个更好的高统筹层次社保体系。不过，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地区差距问题，全国一致的待遇标准会造成收入和生活成本较高地区保障不足，而收入较低地区保障水平超过工资水平，造成过早退休。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可以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如果用这两者来养老就将使其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如何设计既使要素能够有效流通又能确保社会保障不削弱的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然后是住房制度与再分配的问题。由于我们的土地制度使得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从而造成地价过高，这导致城市里没有房子的年轻人生活负担加重。目前的情况是一线城市年轻人的消费增速低于二至四线城市，这可能就源于住房负担的差别。所以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是否能够通过多提供保障性住房，来解放一线城市年轻人的消费能力。

三、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通过鼓励捐赠和通过税收筹资来支持某些支出项目的优劣比较，因为为了鼓励捐赠需要减税。我认为捐赠经费可能比财政经费使用效率高的原因应该是捐赠者对社会需求有更深入的了解，但要实现这一优势需要保障捐赠者对资金使用方向的选择权。如果不能实现这一优势，税收可能比推动捐赠更加制度化。希望三次分配是一种鼓励创新、鼓励捐赠的积极性，又同时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高的制度。

文稿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

微信编辑：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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