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国家的九个命题之六：社会的反抗

刘守刚/文 在全球范围内，国家现代化给人最为强烈的印象，恐怕就是市场原则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内不断地扩张。在信奉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看来，现代国家的形成就是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所有的经济主体都积极投身到自由交易活动中，并因此推动形成一个自由的市场、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国家。

可是，卡尔·波兰尼（1886～1964）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中，却对这一说法表示反对。在他看来，真实的图景更为复杂，市场原则的扩张只是推动西方国家走向现代的第一重运动，不可忽视的是还有第二重运动，即在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要素领域，社会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限制或者说反抗市场原则的扩张。正是由这一双重运动，才造就出今天西方的政治与经济状况。

社会发起反抗运动，事实上早在18世纪及之前，就已经在不自觉地进行，目的是抵制市场将社会变成自己纯粹附庸的要求。但是只有到了19世纪，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运动才真正地成形，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

波兰尼揭示的双重运动模式，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运动过程。现代国家的形成，其推动力量不仅来自市场原则的扩张，还有相反的反抗运动，二者合在一起才塑造了今天的现代国家。接下来我根据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相关内容，来交代社会反抗是怎么一回事。

来自要素领域的社会反抗

波兰尼说，在商品市场上以获利为动机的自主交易、自我调节的市场活动，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它要求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要求整个社会根据市场运转的方式来型塑自身。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劳动力、土地、货币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毫无疑问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随时可从市场上购买或使用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要素，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才能正常进行下去。

但是，这三种要素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因为商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而它们并不是。劳动力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土地是人生存的环境，货币是人的心理产物。一旦将它们虚拟为商品，就是把社会的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转化为商品。这样的过程，其实是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若将三种要素简单地商品化，可能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一种粗陋虚构的体系所带来的影响。如此做法，实际上意味着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最终可能带来社会的毁灭。

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在虚构为商品的三种要素中，劳动力具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因为劳动力附着在人身上，就是人类本身，而劳动力的组织就是普通大众的生活形式。因此，相对于其他商品来说，劳动力这样一种商品是极为特殊的，它“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在把人当成普通的劳动力商品时，事实上就剥夺了劳动者在生理层面、心理层面、道德层面上“人”的标识。如果将人变为纯粹的商品，剥夺文化制度给予人的保护层，那人就会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造成的社会混乱中。

土地是被虚构为商品的另一种要素。就本质而言，经济功能（作为商品而投入使用以获利）仅仅是土地可发挥出来的功能中的一种。波兰尼用略带文学风格的语言描述土地的众多功能：“土地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稳定性；为他提供栖息之所；是他生理安全的条件；也是风景和季节。”因此，设想人的生命中没有土地，就如想象他出生时没有手脚一样荒唐。但在市场社会中，土地必须投入到交易过程中去。这样做当然有积极的后果，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缺的基础，但显然也有消极的后果：“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不仅如此，由于土地是多少代人组成的共同体永久停留、耐心造就的不可移动的地点，因而具有普通商品所没有的特点，如“不可能被即席创作出来”，“共同体无法承受牺牲它们而在别处重新开始的损失”。

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货币，同样应该由自由交易原则来支配。到了19世纪，符合经济自由主义要求的是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市场，以及在金本位制基础上形成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这是因为，这样的货币（黄金）数量取决于自然产量，而与政府的决策无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货物进出口和投资），由各国货币的含金量及各国生产率决定，通过黄金的自由流动而调节。建立于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资本市场，也因此可以自由升落而无需政府的介入。可问题是，金本位制有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黄金的数量不能按照需要而增长，它的产量往往跟不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在没有代币的情况下，货币（黄金）过少就会导致价格下降，引发市场萧条和经济萎缩，并带来失业。因此，不定期的经济萧条几乎是金本位制与生俱来的缺陷，商业可能会毁于这种经济调整过程之中。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市场经济之所以经常出现崩溃，货币的原因极为重要，危机“在货币领域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来得更突然”。

对市场原则扩张到以上三种要素领域并带来可怕的后果，社会也兴起了种种反抗运动，政府因此建立起各种措施和制度来加以限制。在货币领域，主要是中央银行制度发展起来，用银行发行的代币来代替黄金，或者说将货币的控制权转移到市场之外，将货币政策引入到政治领域之中。接下来我主要叙述在劳动力、土地两个领域，社会是如何反抗市场原则的扩张的。

斯品汉姆兰法令与传统力量

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抵制

事实上，自劳动力商品化进程开始，社会传统力量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抗拒这一进程，因为总体上它是在破坏由人构成的传统社会的结构。这样的抗拒，在18世纪前后表现得特别明显，最重要的就是动用封建法或者颁布新法律来重申或保护旧的社会结构，限制劳动力的流动。1795年英国引入的斯品汉姆兰法令就是如此。

斯品汉姆兰法令的产生很简单，那就是在1795年5月6日，伯克郡的法官在斯品汉姆兰一家旅馆中作出了一项决定。这项决定，构成了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内容：为了保证穷人能够得到维持家庭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对那些工资低于最低收入的穷人，由当地的教区或地主额外给予津贴；津贴的数额与面包价格挂钩，以便与工资合起来能让劳动者获得最低的收入。

波兰尼告诉我们，斯品汉姆兰法令虽然通常被称为一项法律，但它本身从未经过国会颁布。不过，这一法令很快就覆盖到几乎所有的乡村，甚至不久就覆盖到很多制造业地区。从今天的眼光看，斯品汉姆兰法令实际上提出了“生存权”的要求，即任何人都不需要恐惧饥饿，因为不管他所挣几何，教区都会帮助维持他和他家庭的生计。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一法令实际上有效地阻碍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或者说破坏了工业革命所需的“为工资而面向全国范围出售劳动力”的市场。原因如下：首先，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什么工作都不做也能生存，这样“为工资而工作”的市场基本原则就被破坏了；其次，这一法令为穷人建立起仁慈的家长制度，以保护劳动力免受市场体系的威胁，但结果是将原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限制在旧的封建关系（教区、地主）的束缚中。所以，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实质，是用传统的封建关系和力量，来阻碍劳动力的市场化。

不过，包含劳动力商品化在内的市场扩张潮流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特别地，当阻碍这一潮流也伤害劳动者自身利益时，类似于斯品汉姆兰法令这样的社会保护机制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波兰尼告诉我们，到了19世纪上半叶，连普通大众自身都感觉到，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是一场比它的引入更加可怕的灾难。这是因为，此时的普通劳动者认识到劳动力市场可以为所有与它相关的人都带来经济上的益处。在劳动者的支持下，斯品汉姆兰法令于1834年被废除。直到此时，劳动力商品化进程在英国才真正地完成，波兰尼将其称为“市场的机制正在自我确证并叫嚷着自身的完善：人类劳动必须被变成商品”。

工人阶级与新生力量

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抵抗

很清楚，劳动力市场化在经济上的好处并不能完全消除它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因此必须建立新的机制来保护社会及组成社会的个人。波兰尼告诉我们，废除斯品汉姆兰法令的是新登上历史舞台的中产阶级的杰作，而不是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主阶级的贡献；在新时期充当社会保护者角色的也是一个新阶级，那就是工人阶级。

如前所述，正是在普通劳动者的支持与要求下，劳动力商品化进程才得以完成，市场经济才真正建立。波兰尼对此用带有感情的语言描述道，“这一开颅剖腹般的手术之所以能够成功，全仗各阶层，包括劳工阶层自身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支撑”。也正因如此，波兰尼将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视为现代工人阶级的真正诞生之日。不过，工人阶级的自我利益，也注定他们要成为“与机器文明所固有的危险针锋相对的社会保护者”，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成为机器的主人，希望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工资外，还包括诸如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商品质量、雇佣关系稳定等多个方面。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总体命运，与工业革命、市场社会的历史方向是一致的，但他们力图摆脱市场社会强加给自己的单纯商品的命运，努力将自己变成机器的主人。从本质上说，工人阶级的目标是对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超越。从经济角度看，这样的努力所实现的是，“为了保护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阻挠了市场的运作”。

波兰尼用劳动者力图将自己从商品化境地挽救出来的努力，来解释19世纪开始的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运动，如欧文主义运动、宪章运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等的产生原因。最终，一些新形式的劳动力保护措施（如工会、工厂法等）被引进，以限制劳动力商品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波兰尼仔细分辨道，在欧洲大陆，工人主要通过立法来取得这种保护，而英国的工人更多是依靠资源的联合——工会——或者说他们对劳动力的垄断权来获得保护。欧陆与英国在劳动力保护方面之所以有差别，主要源于在欧洲大陆，社会保险比英国更早地实行，政治上更为左倾，而且工人阶级比较早地得到了投票权等事实。

英国“反圈地运动”

对土地商品化的抵抗

对土地商品化的进程，社会当然也会掀起相应的抵抗运动。波兰尼特别举出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及反圈地立法的历史。

圈地运动指的是英国土地贵族，将原来归属于他们名下但按习惯由村舍公用的土地（或者荒地），标出明确的产权关系（圈围起来），并予以出售，或出租为牧地以便用于高利润的养羊业。可见，圈地运动的实质，是将土地这一要素纳入到市场中。从市场原则看，圈地运动应该是一场“进步”，它明确了产权关系，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提升了土地的收益和价格。但是，这一场运动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破坏了古老的法律和传统习俗，造成了众多的失地农民，因而被称为“一场富人对抗穷人的战争”。

为了使圈地运动带来的痛苦和混乱不至于毁灭社会共同体，王权站到了市场的对立面，反对圈地运动的进行。国王和他的枢密院，巧妙地利用普通法所维护的封建特权去制止土地性质的改变，并运用王室法庭打击圈地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事实上，原来在商品市场形成过程中，王权曾坚决地站在市场一边，运用重商主义政策来促进市场的发展。在劳动力市场化方面，普通法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劳动力商品理论，首先不是被经济学家而是由律师雄辩地提出来的。普通法还站在倾向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立场上，支持限制有组织工人的结社自由。但是在土地问题上，王权及普通法都转变了自己的角色，不再鼓励市场化的方向，而是反对它。波兰尼强调，英国之所以遭受了圈地运动造成的苦难却没有被严重地毁坏，就是因为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一直在运用王权来延缓土地商品化进程，使市场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降低到能被社会广泛承受的程度。此外，以国王为代表的反圈地行动，带来一个颇有意义的后果，那就是，在与各土地贵族斗争的过程中，王权得以壮大，国家力量不断成长。

当然，自由原则延伸到土地要素这一潮流毕竟无法阻挡，反圈地法规似乎从来就没有阻止过圈地运动的进程，更别说已经很严重地妨碍了其进程。到19世纪中期，英国土地交易中的契约自由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于是，自14世纪起开始于西欧的这一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至此基本结束，农奴制的最后残余也被废除了。波兰尼总结道，土地的商品化只不过是封建主义消亡的另一种说法。可见，土地私有制事实上是一个现代的创造发明。

欧洲大陆反对土地要素商品化的运动

在欧洲大陆，市场原则同样也在扩张。在取得惊人的工业成就时，该原则也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特别是在欧洲中部，乡村社会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于是，在欧洲大陆的土地商品化方面，同样兴起了反向的保护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主要表现为，动用成文法（如土地法）和行政措施，限制谷物的国际自由贸易，保护佃农、小自耕农和农业劳动者。

为了反对土地商品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欧洲大陆还发生了两个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

一个历史事件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浪漫主义更多的是一场文学运动，但它的背后是真实存在着的土地商品化带来的危机。这场危机让封建阶级发现了重拾自己已经丧失的部分荣誉的一线机会，于是他们转而强调“大自然自身与过去结成了联盟”，鼓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德行，并把自己装扮成人类的自然栖息场所——土地——的卫士。浪漫主义文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兴起的。

另一个历史事件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队力量的成长。本来在市场原则扩张的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将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其社会支配地位慢慢交由中产阶级来承担，正如英国的历史发展状况所显示的。不过，由于在土地商品化过程中，欧洲乡村秩序崩溃，灾难有向城市蔓延的趋势，可欧陆的中产阶级又因力量弱小而无力承担起“捍卫法律与秩序”的责任。于是，以封建地主这样的保守分子为基础的军队（及教会）重获荣誉，找到了一个可扮演的新角色。就是说，他们被历史保留下来发挥有益的功能（保卫社会秩序、限制土地流动），其标志就是崩溃中的王权受到了护卫。与此同时，由于农业自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有新的功能可以发挥，是封建地主阶级能在欧陆存续的原因。因此，德国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保守性也被保留了下来，而成为后来以德国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基础。

小结

在波兰尼看来，是市场原则扩张及社会对此的反抗这一双重运动塑造了今天的现代国家。利用这一“双重运动”模式，波兰尼雄心勃勃地对近代以来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在他的书中尝试统一解释的历史现象或事件有：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案；宪章运动；浪漫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甚至1929年开始爆发的大萧条。应该说，波兰尼的雄心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他的这本书也因此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史领域的经典著作。尤其在书中波兰尼强调的以下历史变迁规律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虽然后者常常是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却是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换言之，波兰尼的意思是，有时候开历史的倒车、降低历史前进的速度，有保护社会共同体的积极功能。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文将收录于作者即将出版的专著《何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