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考卷：如何拯救美国塌陷的中产阶级？
美国新一届政府需要做的，即使不是完全埋葬新自由主义，也会对其做较大修正，他将选择中左路线，用政策去引导全球化和金融化，使其有助于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利益的合理分配
2020年11月7日，拜登在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与支持者一起庆祝。图/法新
文 | 邵宇 陈达飞
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逐渐明朗，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是确定性事件。其执政的精神内核是带领所有美国人“重拾美国的灵魂”，重建美国世界灯塔的地位，其潜台词是：从特朗普手中拯救美国。特朗普做对了什么，又错了什么？拜登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其施政纲领落地的关键是什么？考虑到拜登的年龄，民主党能否赢得2024年大选？如果不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又将是另一个浪费的四年。“中产阶级”的诉求将在拜登政府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本文即由此展开论述。
代际差异：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
佐伊是一名20多岁的女性，在丹佛郊外的一家酒店担任前台工作。已经五年了，但一直是兼职状态。酒店主管对她很满意，但从来不安排她每周工作超过29个小时，所以她没有资格享受健康保险或其他全职员工享有的福利。每年的调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
要支付房租、汽车费用和购买医疗保险，佐伊还需要其他收入来源。她经常在线上平台拍卖自己的园艺服务。这份工作每周大约需要10小时，平均每周能挣100美元左右。但是，这两份收入加起来还不足保持盈余。周五和周六晚上，她通常会去做UberX司机，负责接送年轻人往返于城市另一边的酒吧。每晚4、5个小时，每周大约可以挣150美元。这还不是全部。在旅游旺季，佐伊会在Airbnb上把自己的公寓租出去，赚点零用钱。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她还会打一两份临时工，通常是在当地医院做点办公室的杂活。由于酒店的时间安排并不固定，临时工也需要看运气，所以并不总是能够无缝对接。佐伊想回到大学完成她的学位，但似乎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此外，她有大学学历的朋友和同事，过着和她相似的生活，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还背负着数万美元的学生债务。
佐伊的收入基本上只够日常开销。她没有银行存款，更不用说退休金了。她从未拖欠过房租，但离拥有自己的房子还很遥远。有时候，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花钱时，就需要刷信用卡来支付食品杂货、电费或煤气费。还清欠款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经济负担自然会体现在精神层面。她成年后从未休过假，几乎没有时间约会，更不用说安顿下来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她害怕汽车抛锚，因为这会毁了她的经济基础。佐伊经常听收音机里说美国终于摆脱了大衰退，经济开始复苏。但她知道，这跟她没有关系。事实上，她觉得一年比一年穷。
佐伊的父母会尽可能帮助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但他们必须小心地作财务规划。父亲在酒厂工作了三十多年，积累了一些退休金，谈不上可观。母亲是一家小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经理，也计划几年后退休。他们几年前就已经还清了抵押贷款，所以他们的住房开支将保持在最低水平。孩子们一离开家，两位才能存下点支付退休后的开销。再加上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能够维持，不会很奢侈，但很安全。
佐伊这一代人和她的父辈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佐伊的父母通过努力工作可以得到体面的报酬、更好的前景和舒适的退休生活。在那个时代，雇主普遍认为他们有责任保护工人福利。终身雇佣制在美国也是主流，大多数美国人一生只服务于几家企业。这是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契约。这个时期，美国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也促进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对于佐伊这代人来说，这个社会契约已经不存在了。酒店把她的薪水视为另一项需要管理和削减的运营费用，而UberX和Airbnb根本不把她视为员工。佐伊的工作时间更长，但她没有1.5倍的加班费，没有病假或假期，没有养老金或401(k)计划。和佐伊一样，兼职工作的劳动者被剥夺了失业和工人补偿保险，而这些保险构成了过去一百年来我们社会安全网的最基本的一条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传统的以工作为基础的福利制度不再具有普遍意义。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给许多劳动者第二选择的机会，但如果没有劳动者权利和福利的保障，它就无法给中产阶级提供所需要的经济利益、稳定和安全。因为，定义中产阶级的不止是收入，更是权利和收入以外的福利。在美国，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会拥有自己的房产，自己和孩子都会接受大学教育；参与社区活动；有部分钱花在休闲和非必需品上；有正的银行储蓄。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自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有信心和资金——经济保障——来规划未来。所以，中产阶级的关键词是确定性。
财富转移：劳动的式微与中产的下沉
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可分两个阶段进行观察：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经济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年代。平均工资和不同收入组劳动者的收入大致以相同的速度快速增长，与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匹配（图1），劳动者真实收入大约翻了一番。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虽然很大，但并未进一步拉大。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速和劳动工资增速开始放缓，工资增速明显慢于劳动生产率和GDP增速，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停滞或下降，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据OECD统计，按2015年美元计算，美国年最低工资已经从1975年的19237美元下降到了2016年的14892美元，降幅达23%。
按收入高低将劳动者分为5组，考察各组在不同经济周期中的收入增幅，以人均GDP增幅作参照系，发现前三个周期不同收入组的收入涨幅与人均GDP增幅基本一致，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增幅略高于高收入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除了2001年-2007年，其他所有周期，高收入组收入增幅都是最高的，大多情况均超过人均GDP增速，收入最低的80%基本滞后于平均水平。这一特征延续到了后危机时代。
图1：经济周期与收入分配
数据来源：Price and Edwards，2020，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
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交叉验证：第一，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从峰值时的80%下降到了70%，企业利润份额占比提升。第二，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占份额从1975年仅为10%提高到了22%，与一个世纪前“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水平相当（图2）。其中，前0.5%更是从5%提高到了17%，前10%与后90%平分秋色，各占50%。第三，由于财富是收入的积累，财富——物质财富和金融资产的价值减去其债务的价值——的集中度要远高于收入，大致是两倍。到2019年底，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份额超过了40%，比70年代的低位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Stone等，2020）。
图2：美国收入分配状况
数据来源：WID， Price and Edwards，2020，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
所以说，美国梦只属于最富有的10%的人，而对余下的90%的人来说，则是一场噩梦。如果从全球范围来考察，财富分配不均状况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乐施会（Oxfam）发布的报告《99%民众的经济》显示，2016年，全球排名前8位的男性富豪的财富总量相当于世界上最穷的一般人的财富总量。即使是对于最富的1%的人，财富的集中度也在提高。
与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的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系列变化：（1）工作弹性增强，换工作越来越普遍，“组织人”契约消失；（2）兼职劳动者人数快速增长；（3）劳动参与率下降，高龄人群劳动参与率上升；（4）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5）高技能（专家、工程师和管理）岗位数增加，中等技能（制造业、文书、行政和销售等）就业岗位大量消失，低技能就业岗位（家政、清洁等）有增有减；（6）一方面，大学学历越来越值钱，拥有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劳动者处于高层中产阶级以上群体的比例从37%上升到了59%（Rose，2020），而另一方面，“学历冗余”现象越来越普遍（Autor，2019），高学历对就业稳定的保障作用下降，这具体体现为大学学历与高中学历失业率的差距在缩小；（7）移民持续涌入，非白种人劳动力数量（移民+生育，拉美裔为代表）快速增长；（8）工资、就业岗位和失业率等均呈现出显著的种族差异，白人占优，黑人仍是弱势群体；（9）工会权利受到限制，覆盖率持续下降，罢工次数、参与人数和因罢工导致的工作日损失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90年代初以来一直处于低位（Goodhart et al.2020）；（10）作为结果，工资弹性和自然失业率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Rose，2020，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
劳动市场的这些结构性变化，叠加以自动化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大幅下降，资本要素所有者的“抽租”能力显著增强（Stiglitz，2012）。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对应的就是“消失的中产”。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中产阶级占比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其中一小部分向上流动，大部分向下流动。社会自下而上的垂直流动性下降——脱离贫困向上流动的比率从43%下降到35%，下一代收入超过上一代的比例降至历史低位，自上而下的处置流动性提高——中层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增加了一倍，从5%到11%（Rose，2020）。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之一就是，家庭债务杠杆率整体上在不断上升，且内部呈现出富人储蓄和穷人负债的结构，即越贫穷，债务负担越重。在收入最低的20%的人中，有27%的人负债累累——债务支付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大于40%，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该比例仅为1.8%。
近半个世纪，美国劳动者面临着其他国家的劳动者、移民、技术和资本的替代而处于弱势地位。然而，特朗普却多将其归因于全球化，寄希望于右倾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从经济形态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等角度去解决问题，也并未切实关照中产群体的诉求，如终止奥巴马医疗方案就会损害中产的利益。社会各界一直呼吁联邦政府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保护劳动者权利，政府也在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劳动者权利，但阶层分化与中产阶级塌陷的状况并未好转。这是拜登内阁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之一。他将选择中左路线。
新经济：垂直分工与“组织人”的终结
就业岗位与收入水平都是在企业组织中被决定的。所以，劳动市场微观结构和劳动契约形式的变化是观察美国贫富分化和阶层漂移的重要视角，这又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经济、新业态密切相关。关于技术进步导致贫富分化的结论性阐述较多，但从企业组织、劳动契约和管理层薪酬结构对此进行解释的论述并不多见，而实际上，美国收入分配结构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转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拉让尼克，2016）。拜登内阁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计划按照一般收入对资本利得征税（税率39.6%，收入100万以上人群）和限制股票回购等措施也是由此而引发的。
新兴的半导体产业的组织形式与传统产业迥异，这在融资结构、产业分工、劳动契约和薪酬结构上均有体现。在旧经济中，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的白领是被终身雇佣的，而蓝领工人则通过工会也获得了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这被称为“组织人”（拉让尼克，2016），其典型特征是：白人、盎格鲁-萨克逊血统、新教徒、男性、高中毕业后即接受大学教育，在职业生涯早期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收入不菲，一干就是三四十年，沿着公司的等级阶梯擢升，在退休时获得约定给付的养老金（defined-benefit pension）和可观的医保福利。员工很注重就业的稳定性，对跳槽很忌讳，即使是临时工，也能通过工会集体谈判机制获得由公司提供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和全套医疗福利。企业管理层的工资取决于内部的薪酬结构，而非高管市场，CEO与一般雇员的收入倍数基本在30以内（图3）。
新经济企业模式于60、7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因互联网浪潮而加速扩散。英特尔、甲骨文、微软等公司建立初期采用的就是新组织模式，旧经济的代表IBM、朗讯、摩托罗拉等也从90年代开始转型。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一般没有工会，这股风潮也是从硅谷刮起来的。以英特尔的戈登•摩尔和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CEO查尔斯•斯波克（C. Sporck）为代表，多数企业主认为，工会的缺位有助于企业根据瞬息万变的创新和竞争压力聘用适合的人才。至2019年底，工会参与率已降至10.3%。当然，员工也很少打算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因为跳槽是实现待遇提升的重要途径；所以，劳动力流动的增强是双向选择的结果，跳槽本身也成为高技术工人议价能力的体现。
第二，约定提存（Defined-contribution）的401（k）养老金计划逐渐取代雇主出资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计划成为企业首选，也是大多数企业的唯一选择。养老金制度转变也是适应新经济组织形态的转变而诞生的。约定提存养老金是可转移的，设计上也更具弹性，更能匹配年轻员工的需求，但是，它无法提供约定给付养老金的安全性，养老金增值能力完全取决于基金管理人和资本市场的表现。1985年，约定提存养老金资产占比仅为20%，至2007年已经提高至82%；是否为工会会员是享受哪种养老金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工会会员享受约定给付养老金福利的比例更高。
第三，新经济部门还采用了与旧经济不同的组织形式，前者是垂直专业化分工（即价值链分工），而后者则是全流程生产。垂直分工的常见形式是外包，不仅包括制造、组装，还有服务，如测试、建档、货运等。它大致兴起于70年代，先是在美国国内，而后扩展到全球，主要原因是来自国内外（如日本）的竞争。创新依然是获取垄断优势的形式，但除此之外，形成产业联盟、专利的交叉授权和制定行业标准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在基础研究和专用技术开发上的投入开始下降，也更愿意雇佣年轻的、具有其他企业工作经验的员工。行业标准的形成和公司选址在地域上的集中为劳动力的流动奠定了基础。
70、8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汽车、消费电子、机床、钢铁和半导体等领域越来越受到日韩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研究者和企业家开始反思终身雇佣制。以IBM为例，它于80、90年代初开始转型，通过将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分别外包给英特尔和微软切入微电脑行业。90年代之前，“终身雇佣”、“零解雇”被IBM的管理层认为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一线工人，都提供全套福利。转型之后，这一传统被打破。
企业组织和劳动契约的转变与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和就业政策有很大关系。70年代的“滞胀”促使美国政策调控思路从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转变为拉弗式的供给侧政策，减税、养老金改革、金融去管制和增强劳动市场弹性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是劳动式微的重要推动力。二战结束后，美国1946年《就业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制定保障美国公民全面就业的经济政策。1978年《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的重心从单纯的就业转向同时兼顾生产率、通胀、联邦预算收支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2003年小布什时期的《就业和增长减税调解法》与2017年特朗普的《增长与就业法案》都降低了资本利得或富裕阶层的税负。拜登政府需要做的，即使不是完全埋葬新自由主义，也会对其做较大修正。
如果说金融（或资本市场）是美式资本主义成功的标本，那它同时也是美国贫富分化与阶级冲突的重要根源。时至今日，家庭、政府和公司均高度依赖资本市场，准确地说，是依赖股价的上涨。然而，不同阶层从资本市场获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家庭部门内部，也是富人收益，穷人受损。2004年的数据显示，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美国公司37%的股权，前20%人群拥有了80%股权（Allegretto，2006）。结合21世纪美股整体走势来看，资本市场加剧了美国的财富分化。
如果说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那公司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具体手段。扩招还是缩招员工、扩充还是缩减规模、外部融资还是内部融资等决定都企业管理层决定的。80、90年代，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指引下，“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公司治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市场在监督代理人行为上存在盲区，代理人（企业管理者）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与委托人（股东）的利益可能不一致，而股票市场恰恰可以发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职能，只要代理人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的。又由于股东是“剩余索取者”，股东价值最大化就是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直接结论就是，只要有助于抬升股价，经理人的行为就是合理的。裁员、股票回购和慷慨的职业经理人的股票期权计划都是情理之中的举动。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分化。
金融对创新和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但过度金融化的结果只能是财富转移效应大于财富创造效应。具体可从三个维度来理解：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股票期权和股票回购。
第一，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壮大离不开直接融资——风险资本和资本市场，企业融资模式从传统的依靠利润留成转变为依靠风险投资等外部股权融资（或债务融资）。一、二级市场形成了正反馈效应。正是看中了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和高估值，风险资本才愿意承担短期风险，这对于创新至关重要。
1957年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对于硅谷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至1985年，硅谷半导体企业共125家，其中32家创始人中至少有一名曾就职于仙童（“仙童之子”），还有35家创始人出身于“仙童之子”。仙童公司的建立和成功与风险投资密不可分。美国风险资本虽然是源于洛克菲勒等传统企业，但却是伴随着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壮大的。风投企业与半导体企业的三波创业浪潮是同步的。1971年设立的纳斯达克和70年代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股票市场是股权交易的场所，其流动性的提升会显著提升估值倍数。通过内幕信息和股票回购，企业决策对股价波动有显著影响，而管理层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第二，股票期权。新经济企业不再明确承诺就业保障、技能培训和职业前景，不再靠工资和福利吸引人才，而是靠股票期权，这也是推动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强大动力。它不仅有助于规避惩罚性股息税，还能快速提高每股收益（EPS）。由于高管薪酬往往与EPS直接挂钩，在期权价值之外，又间接提高了管理层的收入，可谓“一箭双雕”。所以，上市公司管理层都偏爱于此。
20世纪30年代，股票期权的诞生主要是为了避税，从8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创新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工具。由于传统企业提供的是终身就业保障和可观的退休福利，如果没有足够高的预期报酬，创新企业很难吸引到人才。所以，股票期权就成了“杀手锏”，并逐渐成为行业惯例。从90年代开始，在美国CEO薪酬结构中，期权和股票的价值就超过了薪水，这样一来，经理人就有足够的激励去推动股价上涨，常用的方法包括裁员，削减研发或固定资本投资，增加分红，用利润回购股票，或者是低成本发行企业债回购股票等。关于标普500成分股公司CEO的调查表明，2000年峰值时，股票期权收入占比为49%。也因此，美国CEO与普通雇员的薪酬比例从80年代开始快速提升。1990年约70倍，互联网泡沫时期超过了400，仅微软就通过股票期权制造了上万名百万富翁（Harden，2003）。
图4：美国CEO与普通雇员薪酬比（1965-2016）
数据：Mishel and Schieder (2017)，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
第三，股票回购。从1984年开始，除了1991-1993年外，美国（境内）非金融企业股权净融资额均为负值，这说明，整体而言，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回购金额大于IPO（或增发）金额。以思科为例，2002年至2007年，其用于回购股票的支出是研发支出（270亿美元）的两倍，是其税收净利润的144%。这也被认为是此间股价上涨的主要驱动力（拉让尼克，2016，p.201）。再以标普500成分股为例，在2007是回购峰值时，平均回购规模是派息规模的两倍（11.94亿美元和5.53亿美元）。2003-2012年，股票回购金额是资本支出的8倍。同期，前10大回购绝对金额排名中，有7家回购和分红支出大于其净收入。其中，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占了5家：微软、IBM、思科、惠普和英特尔。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现象并未扭转，回购仍然是增量资金的最重要来源，2015年以来一直高于5000亿美元，2018和2019年达7000亿。不同之处在于，回购资金来源不只是企业的利润，还有债券融资。在量化宽松政策的驱动下，利率和风险溢价都降至低位。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体现在方方面面，从资产管理规模、金融业利润、从业人员数量上，都能看出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过程。与之相反，制造业却在不断收缩。如果说金融的生产属性是支持实体经济的融资，那美国的金融业已经脱离正轨。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投资率要低近50%。与研发支出相比，上市公司用于股票回购与分红的资金更高。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集中体现在创造的“百万富翁”数量上，但这只是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从而会加剧贫富分化。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收入最高的0.01%的家庭（约15万）从余下家庭中转移了10%的财富，这是1945至1980年的3倍。在这0.01%的家庭中，约四分之一来自华尔街（Bogle，2011）。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与金融去管制的政策密切相关。以股票期权为例，50-60年代，工会对股票期权强烈不满。肯尼迪总统任期内，国会于1964年立法施加了“资格限制”条款，将行权有效期从10年缩短至5年，禁售期从6个月延长至3年，且行权价必须等于市场价。1969年和1976年，国会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利得税，1976年《税收改革法案》规定，尚未取得股票期权的员工此后不再享受优惠。里根当选总统后，在供给学派的指导下，拉开了金融自由化和减税的浪潮。在全国风险投资协会等商业组织的推动下，国会于1981年恢复了股票期权资本利得税优惠，并且放松了资格限制和行权条件。此后，股权激励计划成为新经济企业经理人员的标配，并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和财富分化加剧的重要驱动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界和企业界都在反思“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因为它推动了代理人行为的短期化，忽略了对研发、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这些有助于持续繁荣的长期要素的投入，还刺激了金融市场的投机和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使经济发展长期动能明显不足。实践中，它变成了“大股东价值最大化”，严重扭曲了代理人行为和金融市场。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曾经是该主张的旗手，但在2009年，却谴责其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与之前的技术革命相比，信息技术革命在创造就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增速上也明显不足。“到处都看得到电脑就除了生产率统计数字外”（Solow，1987）。实际上，直到本世纪初，信息技术革命才被统计数据捕捉到（戈登，2018）。
与股东价值最大化主张相反的是“利益攸关集团价值最大化”。它看重的是管理层与员工之间、公司与社区之间的社会关系，强调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利益均沾的原则，这要求企业照顾到一般员工，而不仅仅是经理人福利，因为“以牺牲其他利益攸关者为代价，追求股东利益，最终会同时损害股东和利益攸关者利益”。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或金融与实体）的分配格局与农业社会并无不同——农民创造价值，但地主却攫取了价值的绝大部分。资本市场越发达，收入分配效应就越明显。如何让资本市场回归理性繁荣，是美国政策当局必须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人才循环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三重奏”
全球化与贫富分化有多种叙事，本节聚焦于劳动力的全球化及其对美国本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一新叙事与前文中所述的新经济的垂直分工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驱动下的资本全球化又密不可分，也是美国政策当局关注离岸外包（offshoring）的背景。
从建国开始，美国就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移民有效缓解了该矛盾。从1783年到2017年，美国累计合法移民数量已经达到1亿人次，平均每年新增合法移民37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约0.4%（Bier，2018）。1842年，移民数量首次突破10万，此后进入快车道。南北战争之后、淘金热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前夕都经历了移民潮。19世纪末，纽约和芝加哥等北方城市的80%以上人口是移民（或移民后裔）。至一战前夕，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5%。大萧条至二战期间，移民潮中断，但二战结束后，美国新增移民数量又不断攀升。1990年前后达到180万的峰值，本世纪初以来基本位于100-120万区间，2019年为103万。由于移民大多属于资本或知识密集型的，所以他们对于美国的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一积极作用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有所体现。斯莱特将纺纱机带到了美国。贝尔在美国发明了电话，尼古拉•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技术……水力压裂法的发明者、页岩气之父乔治•米歇尔和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都是移民后裔。
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半导体产业进入高增长期，STEM专业背景的人才短缺一直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难题。在行业协会的游说下，1965年《美国移民和入籍法》废除了移民限额，以帮助美国引进“特别有用”的人才。在1967年的4万多名技术移民中，工程师占比21%，是其中最大的类别。1990年《移民法》将劳工类移民签证（含家属）年度配额从5.4万扩大到14万。非移民工作签证（H-1B和L-1）也为美国输送了大量技术工人，其中，H-1B是高技术工作签证，基本上都是拥有学士学位以上的劳动者，专业分布上以计算机相关专业为主，其次是建筑、工程、测量和教育类。1998年《美国竞争和劳动力改善法》，将1999和2000财年H-1B首次签证的上限提高到19.5万份。
与美国相反，从50年代开始，先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是印度和中国大陆，先后陷入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困境。1956-1972年，中国台湾赴海外留学的3万名大学毕业生中，只有2586名回到本土，占比不足10%，未归者中约60%是理工科背景。1953-1972年，韩国教育部接收到1万多名留学申请，毕业回国的比例也不足10%。从1974年到1988年，在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中，移民的比例从5.8%提升到了10.5%。印度和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主力军。2000年，中国就已经是排名第一，之后被印度反超，2009年以来，中国始终排名第一，是排名第二的印度的两倍。在学科背景上，中国与印度有较大差别，中国以工程学为主，印度则是理工科。
移民的流入缓解了美国劳动力的短缺，但人才的回流也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原因是，只有美国能提供与其知识背景相匹配的就业岗位。人才流失国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采取补救措施。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韩国。6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一方面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口”高技术就业岗位，大力培育本土高新企业；另一方面，投资高等教育，联合美国院校和科学家创办实验室，吸引留学生回国，培养本土人才。两者形成正向反馈循环，推动韩国在半导体等信息技术产业上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并形成赶超之势。80年代末开始，韩国人才流失的现象就已经逆转。三星的故事就是韩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缩影，从创办自己的研发实验室和开展反向工程，到引领前沿创新，美籍韩裔留学生和在美国工作的工程师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的案例中，FDI、政府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本土公司的创新发展战略奏响了一曲产业升级的“三重奏”。无论哪一方面，人才都是关键。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才、资本和就业岗位的大循环在不断的演进。60-80年代，人才从亚洲“四小虎”流向美国和美国的产业与就业机会流向“四小虎”并存，前者是求学和求职，后者看重的当地的廉价劳动力。80年代末以后，来自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留学生维持单方向流入美国的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开始双向流动，前期留学人员归国数量显著提升。如今，韩国的故事正在中国大陆上演。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生开始前往美国留学，至2000年，在美华人留学生数量已经达到6万。2007年之后，增速显著加快，至2017年开始放缓。留学生一般首选留在美国工作，回流率极低。至2001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5年后仍在美国工作的留学生比例高达98%，2009年以后才降到90%以下。
表1：持有科学与工程博士临时签证的外国学生拿到学位5年后仍留在美国的比例
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吸引FDI和加大人才引进的方式扭转人才流失的趋势。90年代初，外商直接投资加速进入中国，跨国公司的绝大多数雇员都是中国人。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人才回国，但收效甚微。2007年召开党的十七大之后，始于80、90年代的人才流失问题开始好转，留学人才归国数量明显增加。当下，廉价劳动力已不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不是跨国公司本地化生产的首要条件，廉价并且高质量的劳动力、广阔的本地消费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完备的基础设施都是竞争力源泉。中国本土培养和吸引海外人归国的内生力量会越来越强。
如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人才流失”难题，美国不仅面临着工作岗位的流逝，本土工作岗位还面临着移民的竞争，同时，“人才回流”也是一项潜在挑战，不仅是研究与开发，更是产业层面的竞争。200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并没有终结互联网时代，而是开启了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以FAAMG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利润和股价屡创新高，但美国境内高新技术产业吸纳就业的人数开始下降，真实工资先下降，而后陷入停滞状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服务外包，也即劳动分工的全球化。（部分）劳动虽然不能引进来，但资本却可以走出去。从2001年到2007年，IBM全球员工总数增加了21%，但其在美国的员工数却下降了17%。同期，英特尔全球员工增加了2%，美国却减少了15%；2002-2007年，惠普全球员工数增长了22%，但在美国却下降了21%；微软、思科等公司海外雇员队伍扩张的速度也明显高于美国境内，导致美国员工和产值占比持续下降。
2003年底，英特尔CEO克雷格•贝瑞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公司仍将在硅谷继续出生并获得全球竞争力。它们只是不会在硅谷继续创造工作机会了。”这就是美国的困境，也是企业管理者的困境。如贝瑞特所说，作为CEO，他是为股东服务的，需要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但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他也为工作的流逝感到担忧，它正在使美国陷入困境。
这就是拜登拿到的一份“考卷”，如何在一个经济、种族、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的阶级极端分化的美国用一套中左的施政主张来凝聚美国，其关键在于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夯实中产阶级基础，提升社会向上的垂直流动性，这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根基。美国阶级分化始于半个世纪之前，全球化无疑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内因才是主因。所以，拜登需要做的是扭转主次方面。特朗普的极右路线部分缓和了美国的外部失衡，但却加剧了内部失衡，拜登的中左路线将以缓解内部失衡为主，并希望于内外失衡的调和。
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涓滴经济学”的引导下，美国政府实际上也是一种适应主义的思路，政策大体上是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要求，以追求效率和效益最大化为主。需要的改变是，用政策去引导全球化和金融化，使其有助于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回想一战前美国经历的三十年“进步主义”运动，这一转变不太可能一蹴而就，但拜登任期可能成为美国政治频谱从右向左调整的一个关键时期。美国《民主杂志》评论说：“拜登正准备埋葬新自由主义”。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执行主管、宏观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