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抄家者
我原以为借用谈话的体裁会使千头万绪的记忆得到梳理， 可没想到，仍然遗漏了许多东西，例如1968年的一个冬夜， 我妈妈曾被查户口的街道民兵当作逃亡地主带走， 还顺便抄了家。当时我们在成都没有落脚之地， 只好暂时租借九眼桥外红瓦寺的一处熟人房屋， 仅九平方米。
旧事重提有何意义呢？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同朝代都有挨刀的人，出血了，越淌越淡，你能辨别出血与血的差别吗？刀从伤口里抽出来，你能辨别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凶手面孔吗？
混淆了，生锈了，在此之上，新一轮的国家强暴理所当然地拉开幕布 ……
廖亦武：2002年12月18日早晨六点多钟，天还漆黑一团，我刚入睡两个多小时吧，电话铃突然响了，并且不间歇地响了四、五分钟，接着，擂门声大作。宋玉惊得一弹而起，而我也相随着边提裤子边出卧室─这很像某部恐怖片里的镜头，电话铃和擂门声交织着，而室内主角如无头苍蝇乱转。
老威：你老婆没吓着？
廖亦武：她还算镇定。跟着我这种人，就得习惯和警察打交道。《古拉格群岛》的开篇，描述了若干捕人的场景。推而广之，宋玉见识过其中几种：例如回门婚宴之前，新郎眨眼间蒸发掉，只剩强装欢颜的新娘款待满座宾客；例如我明明与朋友相约烫火锅去了，却整夜不归；还有不胜枚举的神秘失踪......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相关友人打电话探询丈夫下落，然后等待。所以，这次她很快恢复平静，对镜梳妆，准备上班。直到屋里站满了便衣警察，她方正面从带队的科长手里要过「传唤证」和「搜查令」，仔细验收，还笑咪咪地说：「『搜查令』也应该一式两份吧？」科长答：「就一份。」她质疑说：「咋会呢？商场买东西的凭条都一式两份，出了问题我好找你。」科长声色俱厉地说：「搜查不是逛商场，扣押的所有物证，我们都会依法给清单。」宋玉还要强嘴，我急忙拦住，让她快去上班。临出门，还把感冒药放在桌上，叮嘱我别忘了吃。警察对她的评语是：「小小年纪这么厉害！」
下午5点多钟，由于没弄到他们需要的证据，我被释放了。宋玉说，她作为家属准备在明早去「传唤证」标明的「抚琴派出所」依法要人。稍后几天，我们多次探讨平常无暇涉及的大问题，如「这辈子咋办」？如康正果、刘晓波、王力雄等朋友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品味，而我只是个啥都谈不上的饮食菩萨，等等。我竭力狡赖，于是，曾当过学生干部的我家主妇站在床前宣布了她深思熟虑的结论：「你这种人根本不适合结婚。」
老威：你居然笑得出来。
廖亦武：生存如此艰辛，再不笑口常开，苦瓜的命就注定了。哪怕笑容只是面具，也要时时挂脸上。小时候，你我围观过多起死囚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的群众场面，过一阵，啥都忘了，可某个刀下鬼的当众灿然一笑往往会留下来，并长期成为街头巷尾小民的谈资。所以，抄就抄吧，八个便衣，分两批闯进来，又能怎样，我还得笑。电脑被抱走，里面存有几百万字的文稿，而我心里想，他妈的，不管情不情愿，我都是中国唯一的专门为警察写作的文人，在一次次抄家中，他们拥有了一九八○年代至今的我的所有作品，包括情书、便条、获奖证书、老照片，甚至有从便纸篓里翻出的臭哄哄的废稿。
这一回，他们又荣幸地成为小说《活下去》第三次修改稿的首批读者，并且破译了《底层》和《冤案》的艰苦的成稿过程，重温了《死城》、《安魂》、《屠杀》和《古拉格情歌》，还能系统地研读相关的评论和新闻。
在这六十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搜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阳台、客厅、书房、卧室及不少卫生死角，都细细地梳理过了。有两个小伙子待在书房迟迟不露面，我心怀鬼胎地赶去充任书架向导：「这是我姐姐，1988年死于车祸。」我客气地介绍完毕，就从他们手里抽回相框和其他照片。「我们不会要，」小伙子温柔地解释，并且补充一句：「其实你姐姐非常漂亮。」
我趁势重点介绍照片、字画、洞箫及部分名著，有意无意地干扰便衣的视线，但明察秋毫的眼睛依旧相中了境外印刷精美的非法杂志《倾向》全套，共九本，《今天》一本，若干徐文立、魏京生、刘宾雁以及中国民主党的文字资料。黄翔的书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那份《告全国同胞书》，他们不知从哪个抽屉里找到的，日子一久，我就忘掉了来源，「寄来的？」他们激动地问，「信封在哪儿？」我多年以来，就丧失了收藏信封的兴趣，所以感到对不住人民政府。
我只好用不断的赞美来变相表达由衷的歉疚，我说时代变了，警察同志也一改几年前凶神恶煞的传统造型，变得平易、细致而有耐心，这从抄家中能看出来；我主动把大叠的违禁资料往虎口里送，盼望能从牙缝里剩些零星；当他们提出把满地狼藉替我收拾一下时，我连说「谢谢」，其实是担心再翻出什么来。我甚至厚颜无耻地吹捧：警察比我这种害人虫更适合成家
（文转B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