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把受难同胞的姓名，变成一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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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着一群犹太人的卡车上，一个饥饿的人用偷来的波斯语神话书，和吉尔斯交换三明治。对方特意强调神话书极有价值，结果这话成了吉尔斯后来命运的隐喻。
在森林深处，其他犹太人都被枪决，生死攸关之际，吉尔斯拿出神话书谎称自己是波斯人。没料到，恰巧有一个纳粹军官正在以20个肉罐为奖赏，让属下到处寻找波斯人。关乎生死的难题摆在吉尔斯面前：向命运妥协，还是将计就计继续演绎谎言？吉尔斯选择了后者，以“波斯人雷扎”的身份走进虎穴，就此开启“绝地求生”的时间表。
这是电影《波斯语课》气氛阴沉、紧张的开头。
一提起反纳粹题材的经典电影，我们会想起《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朗读者》《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些电影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去反映写满苦难和创伤的黑暗历史。
《波斯语课》改编自德国编剧沃夫冈·柯尔海斯根据真实事件写成的短篇小说。这部电影又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在集中营里，语言可能存在哪些意义？
电影中，两个人的命运被一门语言捆绑到一起。集中营的纳粹军官科赫，为了未来去德黑兰开家餐馆开启新生活，一心想学波斯语；犹太人吉尔斯，为了保命，不得不战战兢兢独创一门不存在的“波斯语”。
当每日教授单词量从4个变成40个，如此庞大的体量，让吉尔斯几乎陷入绝境。
就在此时，吉尔斯因为字迹漂亮工整，获得科赫的信任，接到抄写犹太人名簿的差事。当吉尔斯抄写着一行行受难同胞的姓名时，猛然想到：可以将这上千个人名词根，直接转化为 “波斯语”词汇。
这意味着，科赫自此之后学到的所有新词，被他赞叹美妙的“波斯语”，其实都来自每一个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姓名。科赫甚至用假波斯语创作了一首关于和平的诗，吟诵给吉尔斯听，那一刻窗外传来屠杀犹太人的声音。
剧情至此，《波斯语课》彻底揭开了其创作者对于那段历史的集中思考，片中很多细节都令观众细思极恐。
比如，科赫如此“死磕”名簿字迹的工整度，却在那么长时间里始终对具体姓名视若无睹。哪怕他稍微留心一下这些犹太人的名字，就会迅速发现吉尔斯编造的巨大谎言。可是，渗进骨子里的残忍和傲慢，让科赫最终困死在这个谎言里。
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来历、姓名、长相……都成了无人在意的信息，所有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在纳粹军官眼里只是一个编号，甚至只是一件统一的囚服。
“物化”一个人，是对人尊严的深度践踏。这一点在很多反纳粹题材电影里都有所体现。例如在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纳粹军官的儿子对眼前的罪恶一无所知，为了帮犹太人小伙伴一起寻找他的爸爸，军官的儿子也穿上了“条纹睡衣”——犹太人的囚服，结果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关进了罪恶的毒气室。
又比如，科赫对吉尔斯的信任程度与日俱增，表现出了和待其他犹太人天壤之别的善意。但是，吉尔斯看向科赫的目光，除了小心翼翼之外，还散发出愈发明显的冷酷与恨意，以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生死的选择，吉尔斯宁可替他人赴死，也不愿继续苟活。
科赫辩解自己没杀过任何人，但吉尔斯直接指出，他为刽子手准备食物了。这不由令我们想到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阿伦特强调，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科赫不能妄想逃离审判。在海关，试图逃往德黑兰的科赫满口假波斯语，自然引起了怀疑，被扣押审问。而另一边，幸存的吉尔斯，坐在盟军的营地里，清晰背诵出了2840个犹太人的姓名——不只是名字，还有姓氏。
由此想到，之前在集中营给犹太人分发食物时，吉尔斯默默重复着面前每个人的名字，并非只为了强化记忆。吉尔斯悲悯的眼神是在告诉我们：记住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不是为了自己一人的苟活，而是在替历史铭记。
片中，吉尔斯背诵了很久，整个营帐里的人都停下手中的事，认真注视他。这一段，也丝毫不会让银幕前的观众感到冗长。我们愿意听他讲出每一个在世间存在过的人。哪怕到最后，他们的一生只剩下一个名字，他们也必须被记住。
吉尔斯在逃出集中营路上，路过教堂，回眸凝视了一眼，这个画面仿佛是全片微小又凝练的注脚——语言，是渡人的。吉尔斯把受难同胞的姓名，变成了一门独特的语言。这门语言渡他一劫，逃出生天；也因为有他，为同胞们的存在，留下了唯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