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长就死亡 最大风险是不投资

摩根士丹利传奇执行长麦晋桁回忆录（天下文化出版）

「约翰，杰克打电话来。」克莉丝蒂从厨房喊。

每个星期天晚上七点，电话都会响起。这通电话来自世界的另一端，杰克·瓦兹沃斯（Jack Wadsworth）从香港办公室打电话来，当地时间是星期一早上七点。

杰克负责摩根士丹利的亚洲营运。他是个有远见的银行家，在东方近十年，先前在东京，现在则在香港。在我官位节节高升之际，杰克不断告诉我：「约翰，我们应该进入中国大陆。中国会成为世界强国，一旦改革成为主流，会有巨大商机等着我们，我们一定要进军中国。」杰克在一九九○年为摩根士丹利亚洲所做的业务计划中重申了这一点：「我们能正确理解亚洲其他每个国家，但如果我们理解错了中国，我们将会失败。」

长期以来，摩根士丹利都以进入中国为目标。法兰克·佩提托在一九七六年曾经和东京办公室的大卫·菲力普斯一起去过，距离尼克森访问中国才四年。尼克森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历史性会面，反转了地缘政治的版图。但一直要到一九七八年，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才推出经济改革。他一面维持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一面让中国对全世界及资本主义开放。他大胆的市场导向改革，最终鼓励了外国人前来投资，杰克希望摩根士丹利抢得头香。

即使受到了热烈欢迎，当杰克·瓦兹沃斯和杰夫·萨尔兹曼在一九八○年代末开始将业务从东京拓展到中国时，还是相当震惊。他们降落的机场只有一条破烂的跑道，灯泡赤裸裸地接在电线上。进入北京的道路只是以一片片水泥板串接而成，杂草从水泥板的缝隙间窜出来。水泥板的接合处让轮胎颠簸，汽车只能以时速十五英里前进。他们在北京的住处也同样简陋。外国人被限制只能入住某一家酒店。虽然这栋建筑物有七层楼高，杰克和杰夫坚持住在一楼的房间。他们深怕万一发生火警会被卡在电梯里，因为每隔几小时就会断电。

固定收益端的杰夫，开启了最初在中国的外汇交易。投资银行端的杰克，则是前往上海和北京。中国正试图将国企私有化，但在那段时期，我们并不清楚该和谁谈生意。摩根士丹利在华尔街做了一些拓展外交的举动，教导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二十五名中国员工了解什么是固定收益，以及纽约证券交易的运作方式。

一九九○年代，中国经济正在起飞，年成长率都是两位数。为了打造电话系统、高速公路、供电网络等基础建设，中国需要资本。但是在金融服务方面，与西方世界还相差甚远。摩根士丹利决心成为中国人的首选投资银行，把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填补起来。彭博（Bloomberg）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摩根士丹利的全球赌局」的文章，迪克·费雪在里头简单道破了推动我们的力量：「高成长率创造财富，财富为我们带来商机。」

中国只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我们也想涉足其他前景看好的新兴市场。一九九○年代结束时，摩根士丹利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美国投资银行。我们的办公室遍布新加坡、南韩和台湾，并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探查商机。

但是，当我们走遍全球，中国以其急速成长的经济和超过十亿的人口，依然代表了最大的可能性。一九九二年，我当上营运委员会主席，杰克带了一份改变游戏规则的提案来找我和迪克：摩根士丹利应该和中国成立一个合资事业，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投资银行。

合资事业这个点子出自杰克和艾德温·林（Edwin Lim），艾德温是个经济学家，在来到摩根士丹利工作前，曾经开设世界银行中国办公室，他向我们解释为何中国的领导阶层可能会同意。「如果中国想要成长，」他说，「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投资银行业务和文化。他们不会仰赖外人介入，来提供专案的资助。」

我知道杰克和艾德温是对的，我们得努力争取。我们赌下摩根士丹利的信誉，投身在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和国家，而且二十年前美国还将这个国家视为存在威胁。

总之，我向彭博表示：「不成长，就死亡。最大的风险是不投资。」

我们的全球攻势，使我必须频繁出国洽公。我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去中国，我也经常去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和其他亚洲国家。我唯一没去过的大陆只有南极。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多采多姿，但相信我，并非如此。我花了很多时间被困在外国机场，因恶劣的天候而哪里都去不了，或者因机械延误而仓促改道。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的旅人，我只是做我该做的。这是获得新业务的代价，而那种兴奋感是我前进的动力。

你可以请专家提供摘要或者读十几本书，来深度了解某个地方，但我从长久以来的经验得知，唯有身历其境，才能真正懂得一个国家。我需要亲自见到本人。无论在世界的哪里，只要我出现在会议桌就代表公司的承诺。有时语言可能是障碍，但总是能建立起关系。我到过的每个地方，都能跟人们建立情谊。或许这会被证明是错的，但将是很久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