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安》台湾是龟兔赛跑的兔子吗
国民党立委曾铭宗（左起）、林为洲、蒋万安举行「防疫超前部署纾困必须清楚」记者会。（姚志平摄）
《伊索寓言》里关于龟兔赛跑的故事家喻户晓，跳得快的兔子只因松懈，成为输家，而爬得慢的乌龟则因坚持，成为赢家。面对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台湾虽然与大陆地理邻近，且文化社会经贸往来密切，不过在蔡政府明快的防疫措施下，并未失守防线，因此不只国内民意肯定，也获得不少国际舆论赞誉。
不过就目前来说，虽然蔡政府在大陆疫情爆发时，得益于闭锁的两岸政策，因此影响不大，然而在世界疫情大爆发时，这只兔子的反应速度却不若过往，使得台湾病例数也显著增加。客观而言，虽然蔡政府官员不断强调超前部署，但在3个重要环节上其实是落后部署，未来必须强化防疫能量，才能避免成为《伊索寓言》里的兔子。
首先，在《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的制定过程，在野党明显超前部署于执政党。事实上，《纾困条例》最早是由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所提出，在当时还受到民进党反对。绿委王定宇就炮轰国民党召开《纾困条例》公听会是在刷存在感；何志伟则批国民党的500亿版本是乱撒钱；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称国民党版本政治性大于防疫需求；而民进党团在当时主张延后开议日期，更被媒体报导解读为是在卡法案。但最后民进党在发现疫情对经济影响愈加严重时，却又大转弯，不只提出自身版本、金额加码，并四处宣传将《纾困条例》作为防疫政绩。
其次，地方政府也明显快于中央政府。例如新北市长侯友宜很早就开设一级防疫，甚至还在行政院会里建议中央防疫一级开设，获行政院长苏贞昌允诺。其他包含防疫旅馆、高中师生管制出国、跨县市防疫合作等措施，都可以看到诸多地方政府其实是超前部署于中央。
第三，立法的效率落后于行政措施。虽然值此防疫期间，在效能与程序上，民意会侧重前者。但在民进党完全执政，且与在野党方向一致，也就是在追求程序正义时亦不会损及效率，两者可以并行不悖的情况下，防疫仍不能逾越法治国原则，而行政措施也不得违反宪法与法律规范，或是出现空白授权的情形。
举例来说，目前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授权，针对居家检疫者和隔离者的手机位置监控，就很可能有违宪之虞。而《纾困条例》第7条赋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过大权限，也饱受在野党批评。时代力量总召邱显智就认为有必要将该条文细致化、明确化，然而民进党却罔顾对防疫相关措施进行法制化处理，自我阉割立法权，不仅置行政机关有违法违宪风险，甚至还在防疫期间，推出《国土计划法》修恶、废除乡镇市长选举等无关疫情、争议颇大的法案。
防疫优先是朝野共识，执政党不应将在野党的建议都视作政治操作，而应朝野合作，携手共度难关。民进党也不能用道德劝说，鼓励社会猎巫式防疫，而是应当就法论法、无法立法，用专业和法律而非政治来防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