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催生非高龄化社会解答 「安养信托」提供另一选项!

▲催婚、催生不是高龄社会唯一的解答。 (示意图/取自免费图库Pixabay)

文/黄崇哲台湾金融研训院长

「23,604,265」,从2020年1月台湾人口到达最高的2,360多万之后,就开始从顶端往下调整。依据国发会的推估,30年后台湾人口将回落到2,000万人的规模,而那却也正是30年前台湾人口的大致水准。这60年间,呈现出了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的逐步老化,加上后续世代在经济环境生活水平选择下,使台湾家庭结构长期持续少子化的发展趋势。

面对此一高龄化社会发展,尽管令人忧心,但如果在对策的思考上,仍是一味的向适婚者鼓励「催婚、催生」,其实并非真正有效的解答。

毕竟,在社会发展的演进中,台湾早已摆脱过去那种需要借由婚姻养儿防老的社会结构,而选择单身、独身老或其他非婚姻型态的高龄生活可能的民众,所占比重也已经大幅增加。在如此的环境下,要因应可预见的高龄社会发展,应该寻求更全面的思考,在传统生养后代的对策外,思寻更多的可能。

例如,就财务面而言,考量台湾的财富蕴含与社会结构脉动,若能充分善用金融信托机制,将可为台湾未来30年的高龄者,创造出可信赖的托付对象,让社会告别「养儿防老,催生防老」的迷思与恐慌,同时整体性地提高所有世代的福利水准。

所谓金融信托,也就是由「委托人」(有钱人)把财产移转给「受托人」(信托业者或银行),来要求「受托人」为「受益人」(高龄者)的利益,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在这样的概念下,其实有很多业务可以利用信托的方式来达到更高的成效。

只是,台湾过去的主要经验是以投资信托为主,利用也多聚焦在高资产客户的理财需求,再加上许多信托业者多以转型商业银行为发展目标,以致国内金融信托业务在发展上往往不如其他银行的主要业务,开展相当有限。

对此,金管会政策鼓励从高龄者及身心障碍者的安养信托商品开始,期望让更多国人掌握信托真谛,善用金融信托商品。而在2020年金管会六大兴利措施中,统合出「信托2.0」政策,采普惠金融精神,提升信托能量期能让客户一站购足高龄社会所需的信托服务。

因为,台湾的战后婴儿潮世代基于迅速的经济发展步伐,以及普及发达的教育条件,其生活改善幅度与收入成长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更由于自住房产价值的一路攀高,让这些婴儿潮世代累积出傲视其他世代的财富水准。

所以,善用金融信托机制,动员过去辛苦累积的财富来担任安养这世代高龄生活的重责大任,同时降低面对高昂房价青壮年人口的孝顺压力,应是可行的方向。而可行的关键因素,正是台湾的金融机构要值得被信任、被托付。让千千万万担心自身未来可能失能、失智的人,在当前还有能力进行托付时,选择所信赖金融机构的信托商品,为自身的高龄生活架构出完整的生活尊严保障。

在信任的社会中,拥有完备社会安全网加上金融信托终将取代养儿防老的古老机制,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落实古人所期待,如《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所提:「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本文作者为台湾金融研训院院长、《台湾银行家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