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配给研究：子宫内糖摄入竟藏危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从 1940 年 1 月到 1953 年 9 月，英国对大多数食品实行配给制。在这 14 年中的部分时段，除了鱼、新鲜水果和蔬菜（这些仍然经常供应短缺）之外的所有东西都只能在严格的限制下并凭借政府发放的优惠券合法获得。

糖属于受限的食品储备类别之一。糖果也被实行配给制，不过人们保持冷静，坚持了下来。每个成年人每天大约分配 40 克糖，两岁以上的儿童则被限制在不到 15 克。

尽管促使出台该政策的经济状况不太理想，但对数万人的新研究表明，在配给时期减少糖的摄入为那些在配给时期受孕的人带来了终身健康益处。这项研究于 10 月 31 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表明在受孕后的 1000 天（包括子宫内时期和生命的头两年）限制糖的摄入，降低了日后患慢性病的风险。

根据这项研究，在糖配给结束之前或之后出生的人群，一生中患 2 型糖尿病的可能性比未实行配给的同龄人低 35%，肥胖的可能性低 30%，患高血压的可能性低 20%。如果配给组的人确实患上了糖尿病或高血压，他们往往到晚年才会这样。

此外，仅子宫内营养配给这一影响因素，就约占终生风险降低量的三分之一。例如，即使在出生于没有配给的世界的队列中，在妊娠期至少有部分时间受到限制的人，患 2 型糖尿病的终生风险降低了 15％。

“不仅要关注宝宝的糖分摄入，怀孕期间自己也要注意糖分摄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政策研究所的儿科神经内分泌学家罗伯特·勒斯蒂格（Robert Lustig）说。勒斯蒂格未参与这项新研究，但指出作者“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服务，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发现并不那么令人惊讶，因为我们已经对糖与不良健康结果之间的关联有很多了解，”该研究的合著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健康经济学家克莱尔·布恩（Claire Boone）说。她补充道：“但我们研究结果的程度有点令人惊讶。”

过去大量的研究已经确定了高糖摄入与慢性疾病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生命早期限制糖分摄入，其降低代谢疾病风险的作用是巨大的，与终身素食主义或戒烟的效果相当。这表明，在一个人整体发展中的短暂时期的饮食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续影响。

“最重要的要点是给父母知晓的，”保罗·格特勒说，他是该研究的合著者，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健康经济学家。他指出，新的发现是一些仅有的能明确表明遵循国际和国家关于糖的指导意见具有价值的、存在因果关系的人类证据。

美国联邦机构发布的指南称，两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应食用添加糖的食物，成年人应将添加糖的摄入量限制在总热量的 10%以下。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甚至更加严格。美国心脏协会建议，添加糖应占健康饮食总热量的 6%以下，这意味着女性平均每天约为 25 克，男性约为 36 克。

实际上，很少有美国人能够遵循这些官方建议，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的糖摄入量是建议量的 2 至 3 倍。因此，许多人在子宫中就已接触大量的糖。然后，他们在早期继续通过面向婴幼儿父母销售的配方奶和加工食品接触到添加糖。

“我们都希望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最好的人生开端。早期减少添加糖的摄入似乎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有力一步，”塔德娅·格拉奇纳说，她是主要研究作者，也是南加州大学研究公共卫生的经济学家。然而，她承认，在大多数加工和包装食品都含有添加糖的环境中，这样做确实很困难。“我们不想在孕妇的清单上再增加一个有压力的项目，”格拉奇纳说。“但这绝对是我们需要公布的信息——这很重要。”

为了得出他们的研究结果，研究作者分析了来自英国生物银行的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约 50 万名参与者的基因、人口、健康和生活方式信息的数据库。他们将评估限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窗口内，包括配给结束前后受孕、出生于 1951 年 10 月至 1956 年 3 月之间的人，以尽量减少随着时间推移更广泛的社会和饮食方面的变化（并尽量降低二战本身带来的任何健康影响）。在研究中，所使用的配给队列和约未配给队列分别由约 38000 人和 22000 人组成。

“这并不能解答所有问题，但这是一项计量经济学分析，而且确实推断出了因果关系，”卢斯蒂格说——这在长期的人类健康研究中是十分罕见的。

这项工作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英国生物银行不是一个完全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参与者可能代表了相对更偏向白人的一部分人群，布恩说。在食品限制解除后，总体卡路里摄入量确实有所提高，因此不可能将这种变化的影响与糖的影响完全分开。“卡路里不是恒定的，”格拉切尔说，但她和她的同事确实发现，至少 77%的卡路里增加量仅来自糖。而且这项研究并没有确切确定早期接触糖会增加疾病风险的机制。

然而，作者们确实有一个假设：格拉切尔说，早期接触糖似乎极有可能使某人一生都有更高的糖摄入量。她和她的同事已经在一些具有支持作用的、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分析中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使用来自英国营养调查的数据进行的早期后续研究确实表明，与未实行配给的同龄人相比，实行配给的那部分人群在一生中摄入的糖更少（尽管总卡路里大致相等）。因此，这里发挥作用的机制似乎不是仅仅 1000 天的糖接触就导致了观察到的健康影响。相反，她解释说，“这是让你走上不同轨迹、产生不同行为的东西。”

格尔特勒表示，这些发现有望为个人决策提供参考，但也会推动全社会的变革并完善监管。“我认为我们需要像对烟草那样对糖采取公共政策应对措施，”他说，包括标签法、税收和广告限制等。他指出，汽水税就是已被证明能有效降低糖摄入量的立法范例。

“我们也应该考虑让公司承担责任，”格拉切尔补充道。也许，婴儿配方奶粉需要重新调配，她说。

不过，在所有这些不太甜蜜的消息中，也有一线希望（或者说是一层糖衣）。“我们不想剥夺万圣节或其他即将到来的节日的欢乐。适量的生日蛋糕、糖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不会毁了我们的生活，”格拉切尔说。“这不是这儿一块那儿一块蛋糕的问题。而是每天过量摄入添加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