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废死民意 大法官岂能充耳不闻

（图／本报系资料照）

宪法的诸多价值中，生命权的维护是最根本的，无生命，一切皆无。宪法没有讲的是：生命价值的崇高性要如何维护？宪法设计了许多「制度」，是不是包括谁可以剥夺生命？以什么方式，透过什么程序？

所以刑罚的根基有宪法疑义，问题在于：刑罚是由国家垄断，最极致的死刑有没有抵触生命权保障的宪法价值？如果抵触，就必须排除。如无抵触，则死刑在何种情况下实施，国家必须承担错误的责任？再继续追问：国家垄断刑罚必须排除死刑的原因是生命权保障？但同为生命权的保障，死刑的加害与受害方的生命权要如何衡量？如果死刑是国家不义的行为象征，那么，国家其他「致死」的不义，例如，未出生者、被害人、脆弱族群？其保障不周，致生命受到实害或有致害之风险，则国家的责任是什么？这是不是显然有循环论证的问题。

死刑如果违宪，那么，宪法对于「人民」的生命权保障到底要以什么方式呈现？受到什么限制？对死刑的相对方，亦即受害者，有什么「制度修复」？死刑的国家刑罚垄断例外，是否、能否导出其他国家垄断权力的例外？

欧洲人权法院因为有欧洲人权公约的机制，有其一套适用、解释公约的论证。台湾呢？死刑是否可由国家垄断？如果基于生命权的保障，必须排除国家垄断刑罚中的死刑，那么，应该追问的是：排除死刑后的宪法生命权保障会受到何种冲击？与宪法保障生命权的价值理念有无冲突？要如何化解？有无可能再现私人刑罚的古代作风？

废死的诉求，更严肃的意义在于：国家的责任。国家垄断刑法的目的是公平与正义，私人不再拥有以武力解决纷争的特权，那么，国家的刑罚垄断如果出现例外，是不是会产生国家另外的责任问题，亦即对生命权的保障无法透过生命的剥夺而实现的悖论或吊诡。

废死是法秩序的例外状态，涉及国家刑罚垄断之有无及其衍生的责任。

宪法价值固然无法以死刑获得终极实现，但无死刑所引发的生命权保障阙漏，却是国家责任的另一层溃堤。台湾的上空要有多少无辜的幽灵才能唤醒一丝正直的空气？大法官可以不需要跟民意妥协，但如果民意是有重量的，属于生命的重量，大法官又怎能充耳不闻？但如果大法官跟「政治正确」妥协，又会是何种宪法价值的陨落？（作者为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