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与废死的本质差异

（图／本报系资料照）

「废死」争议因两位警察的殉职再次浮上台面，但媒体对「废死」的道德性却少根本地质疑，不少观点总放在死刑的不依法执行上，或顶多辩驳式地说明对这些加害者处以死刑，并不违反两公约，坦白说，这正是废死者所希望的结果，它意指废死的价值无可争议，只是台湾社会还没「进步」到废死的地步。

正因此，最近也常听到有些人将「废死」与「反战」连在一起作道德性的陈述，以为两者都基于对生命权的绝对尊重，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记，而尊重生命既是一种普世价值，往这方向的推进也就毋庸置疑。

然而，即便废死有其道德性的出发点，却不能以此就将自己的道德性凌驾于其他道德之上。个人将自身安全及报复权因群居需要交付给社会时，社会就有为其遂行正义的责任；且在维持社会运转下，更必须尽可能给予当事者交代，不能就以群体的需要过度凌越个人。毕竟，缺乏同理心，就称不上文明。而在此，废死者就因只看到群体的、抽象的「道德需要」，反而让人觉得冷血更有「何不食肉糜」的意味。

说到对生命权的尊重，「反战」与「废死」其实不可并论。这里牵涉到一个基本的分野：废死面对的，是加害者与被害者明确的事件，牵涉的是社会要如何给予被害者正义；反战不同，尽管通常也会有发动战争者与被动战争者的两造，但它牵涉的范围极广，为数大量且不直接相关的人都卷入其中，往往死伤无数，对个体或社会，伤痕都难以恢复。

就因战争牵涉极广，无辜者多，所以人类要尽可能避免战争，且因战争都是由权力者发动的，所以必须尽可能不给予权力者借口，以此，反战者就直接将所有战争都定义为非人道，从根入手，想让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减至最低。换句话说，反战面对的是权力者，而弱者既不能有悲观的权利，只好张大旗鼓。

废死则恰恰相反，它美其名为不让政府这强者拥有剥夺人民生命的权力，看来是保障了相对弱势的个人，但其实它却以强势者的道德观对极端的弱势者──也就是被害人及其家属，给予了二度伤害，从这角度，要说「废死」成为帮凶，有时也不为过。而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废死，也正因于它有这「以强凌弱」的本质。

正因一以弱对强，一以强凌弱，一个也许须付出不可知的代价，一个却坐享道德之姿，所以尽管同样标举着对生命权的绝对尊重，「废死」与「反战」的道德性与勇气乃不可同日而言。

正如此，以为废死具有先验的道德性，所有国家都必须走上这条路，也就是一种迷思。

欧洲标举废死，也以此居高临下地要求别人，但细究之，欧洲之所以废死，有它基督教的背景，有它自我历史的进程，也有通过「废死」过程中政治的角力与偶然性，这些，没有哪一样背景、哪一个条件是带有所有文化必须学习、必须趋同的先验性的，更何况，即便在欧洲，受害者的声音也一样常被忽略。

正如此，谈废死，就不能局限在台湾还没有「发达」到废除死刑的地步，因此还需死刑这样的论点。保留死刑，其实是基于对受害者的感同身受，以及对社会正义的坚持，也是对社会总体这个强者不能过度凌越个人的警觉，它来自更丰富多相的生命观照，远非在意识形态上高举道德的废死者所能比。

其实，单一、绝对性的道德观点固好标举，但事物一旦被绝对化，就容易衍生出副作用，反战者往往忽略了被侵略者的处境，容易一棒就否定双方，依然有「何不食肉糜」之限。具道德性的「反战」都如此了，何况「废死」！　　　（作者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