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被害人资讯的保护－－从李宗瑞偷拍不雅照外流说起
李宗瑞涉嫌迷奸案，其所偷拍的照片，却经媒体散布与报导，检方虽开始追查泄漏此资讯的来源，却已突显出现行法制，对于被害人资讯保护的难以落实之处。
由于侦查阶段，所有证据仍处于找寻与摸索的阶段，且行为人可能仍在找寻，所以过早的将侦查资讯与进度公开，不仅会使相关证据遭湮灭或隐匿，更可能使犯罪人有所防备，致使检警更难找到其行踪。而在此阶段，既然事实尚处于混沌不明，若将资讯公开，即可能对相关人等，尤其是被害人或证人的隐私权与名誉权造成侵害，更易形成舆论审判。不过此原则并非绝对，如犯罪人尚在逃逸，为避免大众受害，或寻求全民协助逮捕的侦查考量，亦可例外为侦查资讯的公开。只是在不公开与公开之间，却一直难以画出一条清楚的界限。
在今年五月，为了明确化侦查不公开与公开的界限，立法院特别修正了《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3项，要求检察官、司法警察、辩护人、告诉代理人或其他于侦查程序依法执行职务之人员，除依法令或为维护公共利益或保护合法权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将侦查所得资讯，公开或揭露予执行法定职务必要范围以外之人员。并在同条第4项，要求司法院与行政院尽速制定相关的作业办法，以期落实侦查不公开原则。
只是此条文所针对的对象，仅限于执法机关、辩护人与告诉代理人，如像记者，即不在此范畴内，此规范即有其先天的局限性。又在《刑事诉讼法》第245条里，并无任何违反侦查不公开的法律效果，而仅能依据刑法中，关于泄密罪等的相关法条为处罚，则在最可能触犯侦查不公开者，乃以执法者为最，但在诉追权限亦属其所有下，实难期待能有任何惩罚效果出现。
更成问题的是，此条文规定例外得公开的情况，即依法令、维护公益或保护合法权益等，其用语要非模糊、即属空泛，推而广之，任何犯罪资讯的公布，未尝不可解释为是在警告民众小心被害，而有公益的目的存在。因此，如此广泛得公开的法律条文，若不尽快具体与明确化，侦查不公开原则必成例外。而如此难于落实的结果，于性侵害案件的场合，更会对被害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为了避免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遭受二次伤害，在《性侵害防治法》第13条第1项，虽规定有媒体不得报导或记载足以暴露被害人身份的资讯，但若像此次李宗瑞事件，媒体所刊出的相关照片，虽以马赛克处理及以ABC等代号来为称呼，但在配合文字描述下，早已使被害人的身份曝光，而游走于法律边缘，若主管机关为处罚，却又会遭干涉新闻自由的指责，致陷入两难的境地。即便为处罚，但在最多也不过是六十万元的罚锾下，实也难产生任何效果。更何况，在网路发达的时代，资讯的散布既快速也大量，不仅会出现责任分散的状况，检方欲找寻源头来为咎责，更属困难，则被害人身份暴露与隐私侵害，即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
立法者既已授权司法院与行政院制定相关规范，则为了避免使侦查不公开原则流于空谈，更在避免被害人遭受二次伤害，主事者即须借由此次案件的反省，尽速订定作业办法来为具体化，以来划清公开与不公开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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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