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国民法官如何面对酒驾致死罪
▲2023年1月1日将正式施行的《国民法官法》，前三年适用的案件范围，除杀人罪外，即是如酒驾致死罪的结果加重犯。（图／记者翁伊森翻摄）
酒驾致死罪一向为大众所痛恶，而于2023年1月1日将正式施行的《国民法官法》，前三年适用的案件范围，除杀人罪外，即是如酒驾致死罪的结果加重犯。以2020年有超过一百五十件的酒驾致死案，若预估国民法官前三年的案件数约三百件来看，此等案件必成为国民法官审判的重心。这虽代表人民意志将进入此等案件，却也须先思考其所可能遭遇的困难。
在酒驾致死案件里，于国民法官的选任，马上得面临有酒驾前历者是否必须排除在候选名单的问题。若单纯触犯酒驾罪时，因检察官多以缓起诉处分对待，但依据《国民法官法》第13条第8款，于缓起诉期间或期满两年内，不得被选任为国民法官。至于因酒驾遭起诉，虽尚未确定，但依据此条文第5款，也不得为国民法官；甚至根据第7款，即便在缓刑期间或期满后两年内，亦不得为国民法官。凡此规定，就可能使有酒驾前历者，于一开始就被排除于候选国民法官之列。
但若曾酒驾，但因未达千分之0.25而被处以行政罚，或者缓起诉或缓刑期满已过两年，仍可能进入候选国民法官的名单，则在国民法官选任的过程中，无论是两造或法官，都有可能询问此问题。同样地，亦可能会询问候选者，是否有自己或家人因酒驾被害的前历。而由于当事人双方各有4名的无理由剔除权，是否有可能因此剔除此类候选者，以及此等权利是否被滥用，都值得观察。
在酒驾致死罪的审理一开始，审判长在告示国民法官法律原则，于解释法律构成要件时，除解释酒驾必须是故意、致死必须是过失外，要否解释不确定故意杀人罪之成立可能，也会是很大问题。由于6位国民法官与3位法官要同时为有罪、无罪与量刑的评议，如此的解释似有其必要，但若于一开始，即对不确定故意杀人罪为解说，似乎又有引导国民法官之嫌，致陷入两难，也凸显告示内容到底该包括哪些，就处于一种可大可小的弹性空间。
正式审判时，此类案件最大的争执点就在于是否为「故意酒驾」。虽《刑法》已明文酒测值为千分之0.25，但若距离此标准不远，如千分之0.26或0.27，被告方势必会质疑酒测仪器的精确度，或者是否在误差值内。由于国民法官合议庭在正式审判前皆未接触卷证，若有此质疑，就可能要当庭测试酒测仪器的精准度，甚至还原当初的过程，使得审判时间拉长。尤其若警察当场未能实施酒测，而是以客观事证来证明不能安全驾驶，如此的还原过程，恐更为复杂与耗时。为避免酒测于审判时遭质疑，警察于酒测时，除了必须全程录影、程序合法外，也必须随时保持酒测仪器的精准度。
至于审判过程中，虽然可以变更法条为不确定故意杀人罪，但由于3位法官有法律解释的专属权，故国民法官也只能表示意见。这也代表，若于审判中，法官未更改法条，则于评议时，就不能对不确定故意杀人罪为评议，以免对被告造成突袭。故是否修法允许有先位与备位的起诉罪名，必是未来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至于量刑评议，以酒驾致死罪的3到10年有期徒刑来说，空间可谓不小，但在6位国民法官加入后，是否会重刑化呢？由于采过半数的附条件决，即从最不利往下加入次不利之票数，直至过半且兼有法官与国民法官之意见，故是否重刑，还是取决于3位法官。这也凸显国民法官的制度设计，本质上仍是以法官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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