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国民法官中的证据开示问题
▲《国民法官法》涉及刑事司法的大变革，势必得有诸多相关配套必须补强，才不致沦为样本。（图／记者吕佳贤摄）
《国民法官法》在7月23日通过后，虽要到2023年1月1日才实施，但由于涉及刑事司法的大变革，势必得有诸多相关配套必须补强。尤其是在《国民法官法》中，改采起诉状一本与证据开示制度，就与现行法制有落差，未来势必得面对「一国两制」的问题。
根据《国民法官法》第43条第1项，于行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检察官起诉时，应向管辖法院提出起诉书，并不得将卷宗与证物一并送交法院，此即为「起诉状一本」。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避免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于正式审判前，因法官已接触卷证致产生预断。为了更彻底实践如此的原则，根据《国民法官法》第44条第1项，曾参与强制处分决定的法官，也不能为国民法官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成员。不过此条项却允许管辖法院的法官员额不足时，有例外许可的但书，致留下一个缺口。此外，若《刑事诉讼法》仍维持卷证并送制度，未来势必形成「一国两制」的诡异状态。
而在采取起诉状一本下，起诉后相关卷证仍保留在检察官方，故势必也得引入证据开示制度。故依据《国民法官法》第53条第1项，检察官于起诉后，应即向辩护人或被告方开示本案的卷宗与证物，这似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项，辩护人于审判中得检阅卷证，并无差异。惟根据《国民法官法》第53条第1项但书，若有无关本案、妨害另案侦查、涉及当事人或第三人隐私、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虞者，得例外不开示。而关于此等但书规定，不仅范围极广，用语更显模糊，且相比于《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项，有关辩护人的阅卷权，并无任何例外不允阅览之情形，实又出现「一国两制」现象。
而在证据开示有着极为广泛的例外情况下，就不免于检察官以这些理由拒绝开示。则于此时，被告方虽可因此向法院提起抗告，就使程序变得复杂，因此侵害被告的程序保障。其次，由于检察官具有优势地位，故一般所谓证据开示，指的是检察官对被告方的开示，但依据《国民法官法》第55条第1项，于被告方向法院声请调查证据时，亦应向检察官为证据开示。只是于现行《刑事诉讼法》，被告律师并无任何强制取证权下，如何能有证据为开示？更重要的是，如此的开示是否也会碰触到不自证己罪权的保障？
人民参与审判，绝不是立一个专法即可上路，而是必须有相关的配套法制之建立，是否能在不到两年半内达成，有很大的疑问。当然，若仅是将国民法官当成样本或橱窗，自然也无相关配套修法之问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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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