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女作家之死，受害者难以保留的证据
▲性侵案件里，被害人的陈述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成为定罪的最重要证据，甚至是唯一的证据。（图／视觉中国CFP）
一位年轻女作家之死，引爆补教名师涉嫌性侵之疑云，但于事情发生已有相当时日，相关证据恐已多方灭失下，能否有效诉追，实会有相当多的阻碍，致仅能寄望有否其他被害人出面。只是在害怕二次伤害下，如何有效降低，甚至消除刑事司法所可能带给被害人的压力，肯定是当务之急。
依据刑法第221条第1项，对于男女以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其他违反其意愿之方法而为性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未有强暴、胁迫之手段，但却借由自己与被害人间的监督、扶助或照护关系，并因此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交者，亦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于1999年后，刑法有关妨害性自主的犯罪，已由告诉乃论改成非告诉乃论，仅有在夫妻间犯强制性交罪仍属告诉乃论，故告诉与否，原则上就不再是诉追要件，故检察官不待告诉或告发，只要知有犯罪嫌疑，即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28条第1项为主动侦查。
在性侵害的案件里，所能依赖的关键证据，当属行为人于加害时，残留于被害人身体的迹证，如血液、精液或其他可查验DNA的身体组织。这些微物证据因可能随时消失，就得在第一时间采集，才足以让鉴识人员获得足够的样本为比对。而为了避免被害人因惧怕而不敢于出面控诉，于性侵害防治法第10、11条，更课予侦查机关及医护人员，于采证与验伤时，必须随时注意对被害人的保护，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8条之1，被害人于侦查中受讯问时，亦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家长、家属、医师或社工人员陪同在场，并得陈述意见。
但由于性侵害的被害人，或因创伤后症候群，抑或是怕二次伤害，致造成报案与验伤的迟疑或放弃，就可能因此丧失采证的最佳时机。故于性侵害案件里，被害人的陈述，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成为定罪的最重要证据，甚至是唯一的证据。而为了防止被害人出庭所承受的压力，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7条，就规定有被害人的身心创伤，若已达无法陈述的地步，法官即可以检警的被害人笔录为证，而成为传闻证据排除的例外。只是此例外条款，不仅要件极为严格且为保障被告诘问权之故，适用机会不高，被害人仍以出庭作证为原则。
虽于被害人出庭之场合，性侵害防治法第16条，规定有适当隔离保护措施，以及不得诘问及提出被害人性经验之证据，但被告方仍会在有意无意间，藉各种询问机会，将案件导向为利益、两情相悦或者是爱慕的性交。则整个审判过程，就可能由对被告的定罪，转向对被害人的道德指摘，若再加以物证缺乏，致须适用罪疑惟轻原则下，最终的判决结果也有极大机率会以无罪为终，而与一般人的法感情相违背。
故现行将犯罪被害人当成只是证人的规范，既与被告地位不能相等同，亦使其于整个刑事司法程序，有陷入孤立无援之风险。而正进行的司改国是会议，虽已有分组确立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主体地位，但如此具有高度共识的决议，实无庸、也不应等待总结会议后，再来推动改革。而应由立法者尽速推动修法，以慰藉年轻生命的逝去，亦可使受害者勇于出面，不会继续在暗夜中哭泣。
●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