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酒驾致死罪该增加死刑吗
资深媒体人黄暐瀚的母亲遭酒驾者撞死，引发社会公愤，因此有立委欲提出酒驾致死罪可判处死刑的修法。但关于此提案，每次有酒驾肇事的事件发生时，有关酒驾撞死人等同杀人，且应以死刑对待的建议总是有人提出，尤其在2019年立法院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时，包括法务部在内都有此种想法。只是若将此罪增加死刑，能否防制酒驾不得而知，却必紊乱《刑法》的体系。
在2013年，立法院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的酒驾罪，除将不能安全驾驶明确化为呼气酒精浓度超过千分之0.25外，即是将酒驾致死罪的刑罚，从原先的1到7年有期徒刑，提高为3到10年有期徒刑，以此来吓阻酒驾。虽然酒测标准明确化，有助于警察执法的客观性，却也带来触犯酒驾罪的人数骤增，且在单纯酒驾仅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只要不是犯满三次，大概检察官都会以缓起诉为了结。但面对人数不少的酒驾缓起诉者，检察官到底要求其为如何的附带履行事项，才足以防止再犯，一直是个棘手问题。这几年，就有地检署命酒驾的缓起诉者到殡仪馆为社会劳动，以体会生命的可贵，期能因此不再酒驾。
而在2013年修法后，警方取缔酒驾的数量，虽曾一度攀升超过十万件，但这几年便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至于酒驾致死的案件，虽也逐步下降至约一百人，但于2019、2020年却又上升至一百五十人左右，同时，酒驾再犯的比例也在上升。凡此迹象，实得由主管机关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才足以为未来之因应。
至于在修法加重刑罚后，确实也带来酒驾致死罪的量刑普遍提高，平均约为两年十个月，却有六成比例判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此的现象，多少象征立法者在重刑化后，司法者仍可能会想办法为其减刑，致使重罪立法的吓阻效果打折扣。
也因此，在2019年，立法院又于《刑法》第185条之3增加第3项，只要曾犯酒驾，并于五年内再犯酒驾致死者，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已相当接近故意杀人罪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法定刑。只是要适用如此的重罪，对于五年内的计算，是以有罪判决或缓起诉处分确定为起算点。换言之，此次黄暐瀚的母亲遭酒驾者撞死事件，肇事者虽在前一天才因酒驾而交保，但因尚未有缓起诉、更遑论有罪判决下，就无法适用《刑法》第185条之3第3项的重刑。当务之急，立法者恐得先弥补此漏洞。
目前虽有将酒驾致死罪增加死刑的普遍意志，但如此的增加却必带来法条适用的紊乱。因酒驾致死罪，前半段酒驾是故意、后半段致死是过失，此称为结果加重犯，故后半段致死部分，若有不确定故意，就直接适用更重的杀人罪即可，实无庸再于酒驾致死罪增加死刑。而此处会产生的质疑，或许在于不确定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差别，仅在于发生死亡结果是否违背本意，但此主观意志实在难以证明，与其如此，干脆就修法增加死刑。但问题是，如此的规定等同将酒驾致死的行为一律视为故意，致紊乱了故意、过失的体系。更重要的是，即便修法增加死刑的选项，但在司法实务，几乎鲜少判处死刑下，此增修也仅具有宣示意义。
总之，刑罚的轻重只能是酒驾防制的一环，而非全部。若在每次肇事发生后，只想着一味加重刑罚，未必能防制酒驾，反可能因此丧失相关配套改革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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