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退役中将：美国在冷战后陷入“战略自恋”
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 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10月11日发表文章《美国外交政策在冷战后出现了自恋的倾向，应该这样纠正》，作者是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全文摘编如下：
1989年，我是驻扎在西德的美国第二装甲机械化团的一名上尉。当年11月，柏林墙倒塌，铁幕崩裂。美国和自由世界在没有发射一颗子弹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苏联很快解体。
回想起来，这些承载了无数希望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们导致了自负和自满。许多领导人忘记了美国必须在外交事务上展开竞争，并接受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三个错误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历史将确保自由开放的社会一定会胜利，因此自由民主将不可避免地扩张。第二个假设是，国际关系和竞争的旧规则不再适用，全球治理和大国合作将取代历史对抗。第三个假设是，美国举世无双的军事实力足以战胜任何潜在的敌人。
这三个假设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已经证明，他们可以通过非对称战争来抵消美国在常规战争中的优势。此外，一场新的大国竞争已经出现。
盲目自信无视客观事实
我们在冷战结束时作出的错误假设源于战略自恋：我们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实际情况来界定问题。在极端情况下，战略自恋可能导致轻而易举赢得战争的幻想（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或者其中一方决定撤离就能结束战争的错觉（如当下的阿富汗局势）。
上世纪90年代的过度乐观最终转变成极端悲观，引发这种悲观情绪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中东地区战争始料未及的持续时间和代价。今年，由于美国面临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以及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要求美国撤军的呼声愈加高涨。
这种悲观情绪正导致我们犯下不同的错误。它产生了一种消极倾向，认为收缩战略是降低成本和推进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例如，特朗普政府称，近期小规模撤离帮助阿富汗和伊拉克部队打击“圣战”分子的美军的决定能够保护——而非损害——来之不易的军事成果。
我们还犯了其他错误。尽管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国采取更多行动来分担集体防务负担是正确的，但此时减少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并不明智。
当下，战略自恋已在美国两党中培养了一种共同的观点，即经过长期且代价高昂的战争后，美国脱离海外挑战是正确的选择，美国是世界问题的主要根源。他们认为，我们在国外的存在制造了敌人、激化了“圣战”恐怖主义、推动了核扩散。
事实上，美国的退出也不会解决这些问题。
还有另一种选择：明智和持续的接触。新冠疫情强化了“9·11”事件的重要教训：源于国外的威胁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迅速传入我们的世界。一旦它们进入我们境内，美国人将付出巨大代价。
国际力量对比一直在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战略自恋既助长了过度乐观的政策，也助长了悲观的政策，前者低估了行动的风险，后者则低估了不作为的风险。
我们现在需要接受历史学家扎卡里·肖尔所说的“战略共情”，即承认其他人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具有影响力。共情取代自恋，使我们认识到驱动和约束我们对手的抱负和意识形态。例如，普京的行为动机是苏联解体后失去的自豪感，以及对于以西方的损失为代价来恢复本国荣光的渴望，如果美国和欧洲领导人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指望在普京执政期间改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
然而，基于战略共情的能力提升是不够的。美国还必须在国内重建信心。正如已故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民族自豪感之于国家犹如自尊之于个人，都是自我提升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缺乏自尊，遑论在战争中进行有效战斗或是执行强力外交政策？
美国人在牢记自我批评的必要性并承认我们的民主制度存在缺陷的同时，还必须重新认识并颂扬我们国家的美德和伟大承诺，践行建国纲领中让我们团结一心的原则。政治分歧与战略自恋都是我们的致命弱点。
无论谁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建设战略能力和恢复信心的协同努力都应成为首要议题。
资料图：这是2003年6月18日，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英联军临时总部门前持枪面对数百名示威的前伊拉克军人。（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