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免除司法的二次伤害 让受性骚扰者勇敢举发
▲我国对于性骚扰的不法性与犯罪之成立，附加意图性骚扰之要件，实属多余，反易造成脱罪之借口。（图／视觉中国CFP）
前行政法院法官陈鸿斌因涉性骚扰遭免除法官职位提起再审后，职务法庭废弃原判，改以罚款一年，而受命法官以婚外情未遂来解释性骚扰不成立之理由，引发议论。惟值注意的是，遭废弃的原判决，虽以免除法官身分为重惩，但遍寻判决内容，却未见有「性骚扰」三个字出现。这也代表，前后两个判决皆未指称该名法官性骚扰，只是对行为不检的程度，有认知上的落差。这就让人不得不检讨，现行性骚扰成立的法律问题。
依据《性骚扰防治法》第20、21条，除对他人性骚扰可处一万到十万元罚锾、利用权势性骚扰可加重处罚至二分之一外，若骚扰程度严重，如趁人不备亲吻或拥抱、触摸身体隐私处，依据《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第1项，还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此而论，陈斌鸿法官借由权力地位之不对等关系，约女助理出游，甚至亲吻之行为，已不仅是罚锾了事之问题，而着实是个犯罪行为，又何须多费口舌来讨论法官适不适任？
惟依《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第2项，对于此等犯行乃采告诉乃论，而就算当事人提告，由于性骚扰的隐密性，往往未有目击者，更可能未有任何物证，恐只有被害人陈述之证据下，就无法避免其出庭接受诘问所必然遭受的二次伤害。而在职务法庭审理法官陈鸿斌的案件里，过程虽未公开，但司法院却将前后两个判决内容公开，这不啻是对被害人的严重伤害，也将使人有所顾忌，致不敢于举发。
此外，就算能证明被告有亲吻、拥抱或其他碰触隐私部位之客观行为，但因此罪于主观上，须有性骚扰之意图，就增加成罪的难度。虽然，《性骚扰防治法》第2条有定义何谓性骚扰，但其中所列举之态样，如有损人格尊严、使人感受敌意、冒犯等，皆属极端不明确之概念，若被告以「我误会她的意思」、「我只是要发展地下情」等，即便难以置信，却也难以确定有性骚扰之意图下，基于罪疑惟轻，也只能判以无罪。故若职务法庭也依循如此的严格解释与证据法则，就不难理解，为何说不出「性骚扰」三个字，且最终以行为不检为惩戒之原因了。
去年底，日本一起刑事案件受到瞩目，某父强对7岁女儿拍裸照，并以此照片来抵债之情事。地方与高等法院除判强制罪外，对于是否成立强制猥亵罪，则引用四十几年前的判例，以父亲无猥亵意图为由，而认定此部分犯罪不成立，这自然引发舆论挞伐。而案件来到第三审，日本最高法院翻转先前见解，确认强制猥亵罪之成立，无须有猥亵意图，才算平息了争执。
也因此，我国对于性骚扰的不法性与犯罪之成立，附加意图性骚扰之要件，实属多余，反易造成脱罪之借口，自当加以删除。而如何消除司法程序可能造成的二次伤害，让被害人勇敢揭发犯行，更属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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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