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重刑化的迷思
骇人听闻的大寮监狱挟持事件，以六名受刑人饮弹自尽收场，此案的真相为何虽尚待厘清，但从劫持者对的五点声明中，一再提到三振法案来看，或许该是重新思考重刑化政策的时机。
我国的刑事政策，向来将刑罚万能、乱世用重典奉为圭臬，致监狱一直有超收的现象。而当受刑人口爆满时，就只能依赖立法院通过减刑条例以为抒解。只是此等政策，不仅将重罪排除于外，且也不管受刑人是否已经矫治完成、是否适于社会复归，都一律给予减刑的优待。则在缺乏个别的再犯与适性评估，仅为舒缓监狱拥挤压力，而突然为大量的减刑，只会带来治安维持的庞大压力。事实也证明，每当减刑后不久，监狱人口又很快上升，致又得再度上演减刑的戏码。
而在2005年刑法修正时，我国刑事司法虽朝向所谓「轻罪为机构外处遇、重罪重罚」的宽严并进之两极化政策，但关于轻罪转向处遇，却未为司法实务所大量运用，反倒是重罪部分，因引入美国三振法案，不仅数罪并罚的刑期可以加至三十年，同时犯满三次以上者更不得假释，故有时反会出现比假释门槛二十五年更长刑期的诡异现象。则在宽不够宽、严却够严的情况下，监狱人口当然又急遽攀升，致使目前全国监狱超收人口突破一万人。
在超收严重的现况下，受刑人的平均使用空间就仅有零点四坪，于如此拥挤的空间，必造成受刑人的压迫感，致容易产生摩擦，亦带来戒护与管理上的困难，台湾的每座监狱就有如压力锅般，随时有爆发之可能。而在监狱爆满的情况，也必然带来教化与辅导的不足，如依据监狱行刑法第15条，新入监者应先独居监禁，其期限最长为三个月，这是为避免新入者在面对新环境时，所可能产生的焦虑，而使其有一调适期，同时也使管理人员能了解其身心情况，以利于未来的教化工作。但如此的良善立法，却因监狱空间不足，而无法落实。
更值关注的是，由于刑期加重及三振法案之故，肯定有越来越多的受刑人必须被长期监禁，甚至老死于狱中。因此所衍生的身心治疗及老年照护等等问题，必将带来医疗资源已然不足的监狱更大负担。
即使监狱弊病沉疴已深，甚且在前总统陈水扁入狱期间，也将受刑人的人权问题给完全掀开来，法务部却将之以特例为处理，而不愿面对与解决此个案所彰显的通案现况。以至于当阿扁保外就医后，主管官员以为已抛开烫手山芋，殊不知更大的危机正潜藏于后。
此次的挟持事件，实暴露出监狱的教化功能早已丧失，致仅具有拘禁的作用。也因此，若主事者以为事情已经落幕，而不从问题本源去思考刑事对策且对狱政改善继续无所作为，不仅整个社会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大寮监狱的劫持事件，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起惨剧。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