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砍母头颅无罪】问题在《刑法》第19条第3项
2018年于桃园发生杀母砍头事件，第一审法院以被告吸毒致为精神减弱状态，判处无期徒刑，但第二审却以其无辨识能力改判无罪。虽全案尚未确定，却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因吸毒而杀人，真可免除罪责吗？
依据《刑法》第19条第1项，于行为时有精神障碍，致无法辨识其行为违法或丧失其控制能力者，即属无责任能力，不罚。若仅是辨识或控制能力减弱，即属限制责任能力，依据同条第2项，得减轻其刑。只是若有人为了躲避刑责，而饮酒或吸毒来造成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若因此不罚或减刑，岂不形成治罪漏洞？
为防止如此的情况发生，于2005年《刑法》修正时，就在《刑法》第19条增加第3项，因故意或过失自行招致无责任或限制责任能力者，即学理所称原因自由行为（actio libera in causa），是不能因此不罚或得减轻其刑。故杀母案被告就算在行为时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但因是吸毒所致，就不应适用《刑法》第19条第1、2项的无罪或减刑之优待。这也是检察官起诉所主张，并具体求处死刑的原因所在。
惟由于《刑法》第19条第3项的要件，实在过于简略，为了避免法条的无限扩张，司法实务即强调，在饮酒或吸毒时，一定要有对之后犯罪事实的预见或可得预见之主观认识，否则，若因此杀人，仍可适用不罚或得减刑的规定。只是主观意识，乃存在于行为人之内在，到底如何证明，这本身就有难度。
如以杀母案来说，吸毒距离与杀人的时间虽不长，但于法庭之上，要能证明被告于吸毒时，即有预想或预见杀母的事实，却也有极大的困难。最终基于罪疑唯轻，就得切断吸毒是为杀母的因果关系，而仍可适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刑法》规定。
虽然，司法者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判定，采取极为严格的限缩解释，或有刑罚最后手段性的考量，但是否超越了法条的界限，却也值得深思。尤其2023年后，这类杀人案件都要由3位法官与国民法官组成合议庭来审理，则面对这些艰涩的法条用语、专有名词，甚至是更难理解的司法解释与精神鉴定报告等等，国民法官能否与法官处于同等地位，恐会是一大疑问。（本文经作者同意，转载自《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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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