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章／【砍母头颅无罪】二审大逆转要怪法官吗？
梁姓男子在2018年10月间吸毒后，在家与母亲起冲突，竟跑到厨房拿出菜刀朝母亲猛砍，还把母亲头颅丢到社区中庭一楼，当时引发社会议论。一审判决梁男无期徒刑，近日二审竟改判为无罪，且连个监护、交保都没有，合议庭当庭指示法警，联络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将梁男带回安置。
判决一出，引发诸多讨论。到底在这样的司法处置之下，谁能保护大众的生命安全？怎么放任这些精神病患、吸毒者等不定时炸弹在各地游荡，将人民的生命安全随时随地暴露在危险当中？
高院判决无罪的主要理由是，梁男原就有吸毒习惯，再加上吸食「卡西酮」类毒品，「完全丧失」行为时辨识能力。这是继今年4月底，嘉义地院审理铁路警察遭刺死案，法官以行为时丧失辨识能力，判决杀警的郑嫌监护5年、50万元交保停止羁押后，又一件引发社会议论的判决！
但这两个案子最大的差别在于，精神生病是不能控制的，但吸毒可以。罹患精神病不按时服药以控制病情，致使病情恶化进而杀人，已让人无法原谅；而吸毒已经是犯罪行为，利用吸毒造成心神恍惚杀害自己的母亲更是罪无可逭、天理难容！难道台湾的法律拿这些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刑法》第19条规定，行为时欠缺识别能力者，不罚。这是因为现在刑罚的基础在于责任，责任的基础又在于「辨别是非善恶，以及决定行为的能力」，欠缺这种能力就不需要为行为负责，这叫作「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但又怕这样的规定，会让有心者利用处于这种情形下犯罪，所以《刑法》第19条第3项「故意或过失自行招致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者，不适用免责的规定，法律专业用语上称之为「原因自由行为」（actio libera in causa）。
判决后很多人质疑，梁男在行为时纵然经鉴定结果是无识别能力，但这是吸毒造成的，法官为什么不认为是「原因自由行为」？可是该法条的适用极为严格，只有下述三种情况才有适用余地：
1.「在精神、心智正常时，已有犯罪故意，故意使自己陷入精神障碍状态，实行犯罪行为」。例如：某甲想杀乙，但又不敢，因此故意喝酒，使自己变成精神障碍后，把乙杀死。
2.「已有犯罪的故意后，偶然因过失陷入精神障碍状态而犯罪」。例如：丙想杀丁，但一直没有勇气去做，后来因为与戊、己聚餐饮酒，酒醉变成精神障碍，将身旁的戊误认为丁而动手杀死戊。
3.「原本没有犯罪故意，但客观上可以注意自己喝酒或施用毒品后，会有动手打人的习惯，但自己主观上却不在意」。例如，与朋友聚餐饮酒，陷于精神障碍，而将在旁的人打死。
可是没有证据显示，梁男事前有杀害母亲的故意，也没有预见施用毒品后会产生严重的精神病症状，以及此病状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不符《刑法》第19条第3项「原因自由行为」的规定，仍应依同条第1条判处无罪。
▲高院判处桃园男子梁崇铭弑母案逆转改判无罪，随后由桃园市卫生局与警方人员陪同送往桃园疗养院接受医疗评估。（图／记者沈继昌翻摄）
看来这个案子除非推翻「行为时完全无识别能力」的鉴定结果外，想要用「原因自由行为」的规定来定罪，除非检察官可以证明「吸毒时就有杀害母亲的故意（包括不确定故意）」，以及「要利用吸毒导致识别能力丧失的情状下去杀害母亲」这两项要件，恐怕极为困难。
而这也是「刑罚的极限」！人民再怎么不满，先肉搜承办法官的过往，再来谩骂法官不食人间烟火，是白垩纪恐龙，也无事于补！法官有依照法律及证据审判的义务，这也是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基础，人民反而应该回头过来感谢法官无惧于舆论的压力、情感的挣扎，能够理性的逐一审视法条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捍卫法律最后的尊严！
每当有这类重大刑案被法院判决无罪时，经常可见检察机关长官，对媒体表示判决结果不符合社会正义、社会期待！可是法院的判决要靠证据，法官本来就没有要做出符合社会正义或社会期待判决结果的义务，反倒是检察机关是不是该去检讨起诉的门槛要不要拉高一些？不要老是等到被判决无罪后再来放话，这形同对于司法公信力再补上一刀！
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行政机关，尤其检察及卫生部门，该如何有效掌握精神病患及吸毒者的行踪，才能作有效的事前预防。但目前居住在精神病院的人数只是众多精神病患的极少数，而传说中的「司法精神病院」也只有在重大刑案发生时才跃上媒体版面，事后仍然船过水无痕。行政机关长期怠忽法治基础建设，每当重大刑案被法官判决无罪，就把判决结果不符合社会正义、社会期待的帽子扣在法官身上，这样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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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章，东大国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国立东华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国立中正大学法学博士。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