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砍母头颅无罪】若由国民法官审会不一样吗
▲若由国民法官审理桃园弑母案，当评议有罪时，虽采三分之二决，却须至少有一位法官的意见，就使国民法官很难翻转现有的司法状况。（图／记者吴铭峰摄）
桃园杀母案于第二审逆转改被告无罪，引发社会震荡。而因在2023年1月1日开始，杀人案件于第一审，须由3位法官与6位国民法官组成合议庭来审理，这到底会产生如何的变化？
类如杀母的案件里，有争执者，并非杀人的事实，而是行为时是否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至于被告是否有精神障碍，就得依赖精神鉴定报告。而在采取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里，为了避免审判者产生偏见，故检察官在起诉时，除起诉状外，是不能将相关卷证并送于法庭，因此包括精神鉴定在内的书面报告，就只能在正式审判时由检方提出。
面对内容复杂且专业的鉴定报告，6位国民法官实无法于短短数日的审理期间就能加以掌握，更遑论可与已习于程序操作的3位专职法官分庭抗礼。为解决此问题，就一定得让鉴定者出庭陈述，并接受交互诘问。惟目前的审判实务，因多委由机关鉴定，且依《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1项，是否要由实际鉴定者出庭报告，乃由法官裁量，致使现行机关鉴定的场合，几乎只提书面报告。如此现象，未来于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里，就肯定不能存在。
又现行得委请鉴定者，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8条，仅限于法官与检察官，被告仅有向法院声请选任之权，这就与检察官形成武器不对等。尤其是像精神鉴定，总存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若仅有检察官或法官所委请的单一鉴定者，会让国民法官无从比较。故对于英美法，由当事人自费委请专家证人的制度，就有引入的必要性，但这又涉及道德风险与法律扶助能否涵盖于此之问题，就得有审慎的配套。
又于精神障碍对行为的违法辨识或控制能力之影响，以及喝酒或吸毒而杀人能否因此免责等等，法院判决不仅在不同审级会有歧异，更常与一般人的法感情有差距，故借由6位国民法官的参与，或可多少消弭这样的疑虑。只是在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里，因是采合审合判，且法律解释专属于3位法官，就很难防止国民法官的意见受影响。而于评议有罪时，虽采三分之二决，却须至少有一位法官的意见，就使国民法官很难翻转现有的司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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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