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评／抢人才，新加坡凭什么？
▲台湾媒体总告诉你新加坡企业给「人才」多高多高的薪水，却没有告诉你当问题发生时，星国政府整顿基层、外来劳工的手法有多么「狠」。(图／新加坡工人抗议／取自作者部落格)
文．曾柏文
人才流失，是台湾媒体这几年关注焦点。忧心自婊的报导中，总不免提到新加坡作为「国家成功组」的对照。从去年新国副总理尚达曼的「台湾人才流失论」，到最近吴宝春的新闻，媒体对新加坡的呈现，多强调「经济蓬勃、高薪揽才、政府行动积极、国际人才荟萃」的形象，以凸显对台湾「经济停滞、薪资走低，政府颟顸僵化、人才失血」的焦虑。
这些对照，反映出某些事实，也确实凸显出台湾沈苛，如对外籍人士不友善的法令环境，以及台湾日益恶化的劳动条件等。然而媒体对新加坡的「借鉴」，往往聚焦政府作为与优渥薪资，相对忽视新国得以吸引人才背后的结构因素，甚至是付出的社会代价。其带来的讨论也无法让大家持平思考，所谓「新加坡模式」到底是不是台湾能够（或是愿意）复制的。 本文将从新加坡的地缘位置、资本结构，社会阶级三个面相，讨论新加坡「凭什么」吸引人才，并带出对人才的定义、效益，与竞逐代价的反省。
后冷战的地缘价值：台／新经济的洗牌
新加坡政府常强调，自身是个「毫无资源」的小岛。这种论述，一可激励国民危机意识，二能凸显政府之有为，但却忽视新加坡最重要的「资源」：位置。
新加坡位于中南半岛南端，扼守马六甲海峡（Melaka Strait）。是西方的印度欧洲、远东的中国日本，与南半球的纽澳，最具效益的转口港。1819年东印度公司的Stamford Raffles 登陆后，曾兴奋称此是「马来群国的肚脐」（navel of the Malay countries），预见其优异的地理条件，将取代邻近诸港（如十六世纪崛起的马六甲，十八世纪晚期开发的槟城）在国际贸易的位置。未久，新加坡港也确实成为大英帝国贸易体系的「亚洲十字路口」，川流着人流、物流与金流。
二次大战后，新加坡的地理价值一度受限。冷战封锁影响到新加坡的转口经济，马共与越战也接连造成区域的不稳定。1965年独立后的新加坡，努力追随日本台韩发展制造业，挤身亚洲四小龙。当时新加坡因人口腹地小，长年敬陪末座，但至少仍交出傲于东南亚邻国的成绩。
冷战体系瓦解后，重新擦亮新加坡的地理价值。一方面，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下洲际贸易的增加，大幅提升新加坡转口港的地位。二方面，东南亚经济体量的崛起，也让在相对西化/ 现代化的新加坡，重新扮演起区域商业节点的角色。例如，许多邻国浮现的新富不信任本国金融机构，选择将资产放在新加坡。而对志在东南亚市场的跨国企业，也将交通方便、法治安定、通行英语的新加坡，视为最方便的据点。新加坡在九十年代后的经济提升，除媒体吹捧的政府政策，亦应归于后冷战经济地理结构的改变。
反观台湾，冷战结束带来相反的经济效果。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个外部因素，是处于冷战前线的战略价值。战后初期的美援，与后来台美的策略贸易，多少都反映美国巩固战略堡垒的意图。冷战结束后，这种战略意义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业已弱化。相对而言，逐步开放的中国夹其廉价劳力与庞大市场，对台湾产业形成巨大的磁吸效应，逐步掏空产业。九十年代台湾也曾编织「亚太营运中心」理想，企图扮演起西方企业经略中国的基地。但美梦终究不敌两岸对峙下，产生的种种（两岸间，与台湾政党间）的不信任。连作为基本条件的通航，都迟至2008年才实现，早错过历史窗口。
简言之，冷战结束重新凸显新加坡的地理价值，巩固其在洲际贸易与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却造成台湾在国际制造分工上的边缘化。经济地理结构造成两地经济活力的差异，也造就对某些人才流动的结构诱因。
国家资本主义：薪资结构背后的手
新台两地另一个关键差异，在于经济体系背后的资本结构。台湾产业经济高度仰赖私人资本，商业媒体总在追逐几大财阀家族、企业间的合纵连横。国有企业曾在某些领域有一定影响，却因效率不彰，在九十年代社会对国家的普遍不信任中，搭着新自由主义的论述逐步私有化。
相对而言，新加坡私人资本的影响小许多，其产业经济主要由「外资」跟「国家资本」主导。外资的重要性不复赘言；新加坡从开港本身，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至今对于新加坡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而言，跨国企业仍具关键地位。至于国家资本，更是形塑国家经济的主力。例如，有八成以上国民居住在政府建屋发展局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 兴建销售的组屋，土地开发利益多数收归国有。而由政府全资拥有的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掌握了涵盖新加坡的等各关键领域最主要的企业，例如：
交通：新加坡地铁公司 (SMRT)、新加坡航空 (Singapore Airline)航运：港务集团 (PSA International)、Neptune、Keppel 航运公司通讯：新加坡电信 (SingTel) 能源：新加坡电力公司 (Singapore Power)金融：星展银行 (DBS)媒体：新传媒 (MediaCorp)科技：新加坡科技 (Singapore Technologies)
这些「政联企业」（government-linked enterprises）在法律上是私人企业，但新国政府仍能透过资本供给、董事会人事与特殊法令等工具，影响公司营运。某种意义上，新加坡实现了，孙文主张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于台湾近年臣服于私人资本逻辑，容许财团窃国，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保障政府（作为公法人）对各种经济产业的掌握，不致全然沦于私人逐利之器。从台湾角度观察，一定会质疑这些企业运作透明度，实际上图利了谁。确实，淡马锡的财务不够透明，正是其广受批评的重点之一。新加坡民间多少有「政府把大家的钱输掉了」的疑虑，或「富了政府、穷了百姓」之讥。但无论如何，法律上这些企业的资本利得，还是属于全民的集体资源。
对于吸引人才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意涵？
一，由于资本集中在国家手中，当政策上认定需要特定人才，新加坡政府（既其关系机构）有丰沛资源创造诱因。相对而言，台湾政府预算紧缺，挥洒空间受限。而台湾民间企业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有社会责任，也不会将「为国觅才」列为首要。
二，由于新加坡政府掌握各领域中最主要的企业体，使其有相当能力规划不同职位的薪资级距，而非被动由市场决定。意识型态上，新加坡又强调「有能力者得高薪」的信念，采用陡峭的薪资级距，压低多数中低阶级的薪资，将资源集中于吸引高阶人才。
台湾媒体报导常给人「去新加坡工作＝高薪」的印象。以过去数月见闻，这种偏见害惨了某些懵懂来新加坡创荡，却只能在社会底层打滚的人。现实一如前述，新国有很陡峭的薪资级距。其吉尼指数 为0.481（WB, 2011），不仅高于国际上通用的警戒线0.4，更远高于台湾的0.342（主计处2010）。新国政府锁定的「人才」，确实有令人艳羡的待遇。但中低劳动者薪资不见得比台湾高。若考虑新国物价与房租水准，生活品质甚至不及。
新加坡人力部出版的《2011年新加坡薪资报告》，列出各职务的所得中位数，提供一个综观新国所得结构的窗口。报告中可发现，新加坡固然有些职务能有10-16.7 K 新币的高所得（台币24-40万），如公司主管、金融交易员与大学老师；但另一方面，也有只赚0.7-1K（台币1.7-2.4万）的职位，如清洁员、收银员、侍者，建筑工与制造业某些操作员。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只是「中位数」，不管在高端或底层，实际分布都更广。例如某国际著名学者，据闻月薪达三万六SGD（台币86万）。而在底层，我也认识一些家庭帮佣，月领350新币。
「怎么活呀？」一些在新多年的台湾朋友，听闻底层薪资都感不可思议。毕竟新加坡基本生活开销约是台湾两倍，住宿成本更高。目前政府组屋雅房价格大约600 SGD起跳，地段稍好者上看800-1000，私人公寓更高。以我碰过的人而言，月薪一千五以下的通常跟人「搭房」，或许两到四人一间。收入不及一千者，通常吝于外食，尽量自煮。月薪八百以下者则多住宿舍，五百以下者，则为包吃住的家庭帮佣。
新国有惊人的所得差距，却尚无大规模动荡。除政治管制外，我以为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新加坡的外籍工作者达129万，占整体就业人数 38%，其中95万属于低薪的「工作准证」持有者（相对而言台湾外劳约45万，占整体就业人数4%）。除了制造业、建筑与家庭看护外，新国外劳广泛分布在各种低阶服务业，担任从店员、厨师、清洁工、房务员、巴士司机，甚至和尚等工作。这些外劳基于寄人篱下的现实，往往更安于接受许多新加坡人难忍的劳动条件，也大幅降低许多产业服务的运作成本。
二、阶级化的社会空间：新加坡八成居民住在政府组屋，搭公车地铁，在附近低价的「咖啡厅」与熟食中心觅食，在组屋商业区或地铁沿线购物商场消费。相对而言，新国致力吸引的「人才」则住在有门禁管理的私人公寓，许多开车，能负担更奢华隐密的饮食消费选择。这种从居住、交通、饮食、消费、社交等「阶级化的社会空间」，许多国家都有。但在新加坡「规划理性」的高度穿透下，显得特别清楚严实，减少了菁英人才在享受物质资源时，面对中低收入者「相对剥夺感」的尴尬。 其实，「运用外来劳动者」与「切割社会空间」，均承袭自英国殖民的治理艺术。而当今新国提供给菁英人才的──不管是低廉的服务成本（如佣人），或清楚界定的阶级空间，均只是重现当年殖民统治者享受过的，在故乡难以寻见的，尊荣。
代结论：人才定义、效益，与竞逐代价
新加坡得以吸引人才，除了政府拥抱全球化的国策，与相关行政的弹性，本文也疏理了三个结构因素：一、后冷战时期新加坡地缘位置的价值；二、国家资本主义下政府对薪资的开价能力，与三、阶级化的社会空间，以及菁英阶级享有的尊荣感。回看台湾地理条件，政府财政、与社会结构的差异，都不大可能复制新加坡的「成功」。不过本文目的，绝非打击台湾信心，而是要从前述三点，各自引申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经济吸引人才，还是人才造就经济？」──这是社会学典型「结构vs行动者」的辩证。我第一段的论述，着重历史结构如何牵动经济地理，引领人才流动。我虽非极端「结构决定论」者，但希望这样的讨论，足以指出尚达曼（以及许多台媒）对「人才流动导致经济表现差异」的单向论述，在某种程度上的倒果为因。
该段落也隐喻了「人才与环境契合度」的思考。当代新加坡扮演区域商贸节点，最能大展长才者，多是国际商贸与高端商业服务业（如金融、法律、广告）的人才。相对而言，当新加坡致力打造成为教育研究的据点，也在国际评比排名前茅，我却碰过某些学者或抱怨新加坡产业基础不够（工程领域），知识社群规模有限，学生欠缺创意，或研究新加坡本地处处受阻的问题。倘若再考虑到人文、思想、艺术创作，甚至是公民运动、社会实践等人才，我则很难想像：他们会有多少比例认为，新加坡是有吸引力的沃土？
「环境适切性」的思考，最终也将带出对「人才定义」的质疑。新加坡争取的，无疑是某种定义下的（是有望带来经济产出，值得以高薪挖角）的人才。考量台湾当前的情境，我们应该死守相似定义不断自我质疑，还是深入认识到台湾这片土地许多深刻耕耘者，「无法用金额界定」的价值？
二、新加坡政府抢人才的能力，已无疑问。还存在悬念的，则是「抢到人才」的效果为何？例如，新国也曾重金挖角不少电子业人才，但媒体很少讨论，何以新加坡面对台湾，在电子业仍是一片惨败。此外，过去十年新国重金投入生技产业，群聚了一群好手发论文。但论其技术转移带来的经济效应，某位学界长辈坦承，「仍是一场不知输赢的豪赌」。台湾媒体总只强调新国开出多少薪水，抢到哪些人，但罕见能进一步厘清有多少效益。
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新加坡政府调度国家资本的可责性（accountability）。如果高薪抢到的人才「不见得」能创造经济价值，新加坡国民就有充分资格质问，政府凭什么把资源挥霍在这些「外人」身上，而不是用于改善国民生活待遇？而这个决策过程有多少参与，多少透明？
三，勾勒阶级化社会空间对菁英人才带来的「尊荣」，也正是在提醒质疑，这个「尊荣感」背后隐含社会的组织原则。政治上，拼凑大量外劳造成的「组合式」人口，无可避免地松动国民的边界，也造成「政治主体」（公民）与「政治受体」（居民）的轻重失衡，破坏民主运作的原则。高度密实切割的社会空间，也瓦解了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在连带，并与集中式的专制政治有「亲近性」。
在人文效果上，这样的社会否定了「人皆平等」之信念，巩固了某种「经济地位决定论」的人观。说到底，把「人」当成需要争夺的「经济资源」，本身就预设了一种对人「经济工具化」的想像。这，是一种对人价值的异化。
●作者曾柏文，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中心台湾籍客座社会学者，部落格。以上言论不代表《ETtoday新闻云》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