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定罪与量刑程序应两分 让国民法官推动司法前进
▲司法院公布《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未区分犯罪事实判断与量刑程序，可能使国民法官将犯罪事实判断之依据与量刑资料相混淆。（图／视觉中国CFP）
司法院公布《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初稿，由于内容几乎沿袭日本的裁判员制度，是否已完全舍弃陪审制，尚待时间观察。惟不管是陪审或参审制，除法官可否介入犯罪评议及平民可否参与量刑之差异外，却有更多相似的审判结构。若果如此，则草案内容未将犯罪事实判断与量刑程序加以分离，必成为严重的问题与缺漏。
于陪审制的场合，因陪审员只能决定犯罪有无，而在认定有罪之后，由法官为之量刑，就因此分工，致必然将犯罪事实判断与量刑程序加以分离。而于采参审制之场合，国民法官与专职法官同列，也同拥有犯罪有无与量刑判断之权限，但与陪审制相同，基于精密司法之要求，对于证明犯罪事实之根据，与量刑必须审酌的资料，于证据种类、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要求等等，乃有质与量上的差别，就不能将程序相混同，致也须采取程序两分的审判模式。
而就由专职法官审理的我国来说，虽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89条，必须先就犯罪事实与法律，给予检察官、被告与辩护人为辩论后，审判长还得赋予当事人陈述科刑之意见，却无强制规定此两种程序的阶段性区分。如此的结果，就必然产生一个矛盾，即在法官未能先行公开有罪与否的心证下，若被告为无罪答辩，则对科刑范围有所陈述，不啻等同认罪；若不表达意见，恐又有遭重判之风险，致陷入矛盾，而严重侵害其不自证己罪权。没想到，此种程序不分的规定，竟也被拷贝至《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中。
依据目前草案初稿内容，针对犯罪事实与法律的辩论，仍由当事人及辩护人进行辩论，之后则进行科刑辩论，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无差异，只新增告诉人、被害人或其家属可对科刑范围表达意见，却仍未区分犯罪事实判断与量刑程序。如此的未区分，就可能使国民法官将犯罪事实判断之依据与量刑资料相混淆，尤其若被告因不认罪，致不愿提出与陈述科刑意见，则合议庭所能审酌的量刑依据，只能是检察官所提供者，就使司法天秤严重倾斜。也因此，不仅国民参与审判的案件，于其他案件，对于罪、刑判断的两分程序都有其必要。这也是为何，推动人民参与审判，可以成为司法改革火车头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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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