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防止滥诉也应包括检察官
▲司法滥诉层出不穷，不仅是对被告的折磨，也浪费国家资源，虽相关单位欲修法防滥诉条款，但检察官也应纳入处罚对象之列。（Photo by Rae Allen／Flickr）
司法院与法务部正研拟防滥诉条款，除将处罚的对象扩及于律师外，亦提高罚锾的金额。只是目前可能滥诉者，也应包括检察官在内，却未听闻主事者有该修法与检讨之处。
依《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1项，虽规定有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但到底足不足，实完全系于检察官的认定。为避免滥行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1条第2项，就要求法院于正式审判前，对于起诉案件进行适格与否之审查。只是此制度于2003年施行以来成效不彰，想借由司法权来抑制检察权滥用的功能，也就因此落空。
尤其，明明是检察官负有举证责任，被告却常得证明自己无罪，如提出不在场证明等，法官也常打破客观听讼者之角色，而介入证据的调查。凡此种种，既显示台湾审判程序的畸形发展，也使被告不自证己罪权之保障形同具文。
而在检察官具有绝对的诉讼与证据优势下，被告若有幸获判无罪，检方仍可提起上诉，只有在第二审亦判无罪的情况，依刑事妥速审判法第9条第1项，原则上，才不得上诉最高法院。如此对检察官之优待，却是对被告的痛苦折磨，也严重违反双重诉追禁止的宪法原则。
更糟的是，被告一旦无罪确定，对于一再滥诉的检察官，本可依刑法第125条第1项第3款，即法定刑1到7年有期徒刑的滥权追诉罪来究责。惟此罪于主观上仅限于明知，要能证明此等确定故意，实有如登天之难，再加以无可期待检察体系的自我纠错下，所谓滥权追诉罪，也仅具有刑法的宣示意义。
也因此，对于受无罪确定的无辜被告，若曾遭羁押，就只能依据《刑事补偿法》，向国家请求补偿，虽然依此法第34条第2项，补偿机关可对公务员求偿，却仅限于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这必然会出现请求的障碍。而于被告未曾受羁押时，就仅能依《国家赔偿法》来请求赔偿，惟依此法第13条，于法官、检察官执行职务致侵害人权之场合，必须此等人员犯职务之罪且经确定者，始符合国赔要件。则在检察官很难因滥诉而被诉追，更遑论有罪确定下，声请国赔之途径就被堵塞，致暴露出检察权几乎无以制衡之现况。（本文转载自《自由时报》2017年10月20日A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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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