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鼎案】吴景钦／谈检察权的改革迫切性
●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
前中研院长翁启惠贪渎案，经第一审判决无罪后，在检察总长召开四次的无罪审查会议后，以上诉亦难改判为由，决议不上诉，此案因此确定，却已暴露当前的刑事司法弊端。
侦查阶段，因证据尚在找寻，被告也有随时逃亡之可能，检察官若不声押，就须以限制出境来防逃。只是关于限制出境，既于《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也碰触到宪法第八条，限制人身自由须由法官决定的红线。
也因《刑事诉讼法》无明文，自也无期间的限制，虽在《刑事妥速审判法》第五条第五项，规定最重本刑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审判中的限制出境期间，累计不得超过八年。但这八年的最长限制，明显是为屈就审判的长期化，而非为被告的利益，又依条文的反面解释，针对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及侦查阶段，就无期间限制，致严重侵害人权。
此外，原依《刑事妥速审判法》第九条第一项，案件在第一、二审皆判决无罪后，除有抵触宪法、违反大法官解释或违背判例外，检察官不能提起第三审上诉，也就是说，翁启惠案即便判决无罪，检方仍有上诉机会。惟于此案，相当罕见的召开审查会议，并以难被撤销改判为由而放弃上诉，只是如此慎重及顾虑被告权益的作法，到底仅是因被告身分的特别礼遇，抑或他案件皆然，实也让人感到怀疑。更重要的是，如今决定不上诉，是否代表，当初起诉过于粗糙，致得进行究责呢？
而《刑法》第一二五条第一项第三款，即规定有一到七年有期徒刑的滥权追诉罪。惟此罪在主观上，须属确定故意，即依《刑法》第十三条第一项，必须对犯罪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要成罪实属不易。尤其起诉翁启惠，不可能毫无证据，若只是办案不仔细、对于证据乱拼凑，可否认定是故意入人于罪，也有很大的问题。
故检察官要成立滥权追诉罪，可说微乎其微，致仅能借由检察官评鉴制度来惩处。惟对个案评鉴，除检察官评鉴委员会是否具有外部性的问题外，根据《法官法》第三十条第三项，法律见解不能评鉴，则在任何争点必都涉及法律下，就使评鉴制度的功效，几乎丧失大半，也凸显检察权的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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