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打开冤案平反的正义大门—再审制度必须再改革
▲再审之难，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即在于司法系统能否自我纠错。（图／视觉中国CFP）
台湾的刑事案件，到底有多少的误判从来无法调查，更无从知晓。但不管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任何可能遭到误判的案件，都必须让其有救济之机会。只是关于目前的非常救济手段，声请的门槛相当高，即便如再审，于2015年初已放宽要件，却仍有改革的空间。
再审，乃是对原判决所依凭的证据，已被证实是虚伪者所为的一种非常救济手段。由于此制度的目的，即是对误判进行纠正，虽无停止确定判决的效力，但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30条但书，法院却可依职权裁定原判决的执行，这于死刑判决的场合即显示出其重要性，而成为冤罪平反最主要的手段。
而欲提起再审，其困难度也不低，因原判决所凭证据若属虚伪，不外就是证人作伪证、证物遭伪造，甚或是检察官或法官的违法滥权，惟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2项，必须是在此等人员遭判刑确定后，才可提起再审。惟欲证明此等情事，显非易事，尤其是检审的违法滥权，恐更是难如登天，因此，目前可以提起再审者，恐只剩下发现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
惟司法实务，向来对所谓新事实、新证据，采取极为严格的界定，即仅限于判决确定前已存在却未及审酌者。如此的见解，不仅阻绝了判决确定后所发现的新事证，如借由新的DNA检测技术来翻案之可能性，更附加了法条所无的限制，致严重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也因此，就造成我国声请再审的成功机率，竟只有百分之0.7左右。
在2015年1月修法时，除于《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1项第5款增列司法警察违法滥权而遭判刑确定，可提起再审外，更于《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1项第6款就将发现新事实、新证据的要件加以放宽。同时，在同条第3项，更明文所谓新事证，不仅指的是判决确定前已发现未调查者，亦包括判决确定后，始出现的事实与证据。凡此修正，目的正在防止法院以恣意解释的方式来限缩再审的门槛。
只是如此的放宽，似未带来再审之门的敞开。如已缠讼近三十年的邱和顺，即陆正案来说，当年负责侦讯的台北市刑大员警，不仅已遭监察院弹劾，更有人因刑求而受有罪判决确定，于《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提起再审，仍遭驳回。之所以会如此，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即在于能否期待司法系统的自我纠错？
这个答案，虽不能说是绝对否定，却也难以给予肯定的答案，若果如此，就得思考于制度上，对于再审是否开启，由外部人员，甚或如英国成立再审委员会来审查之必要性。惟如此的制度，因涉及诉讼结构的改变，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成形，但于现阶段，却是可以审慎评估之选项。
在制度未翻转前，至少于决定再审与否，不能仅以书面审查为已足，而应以公开审理为原则。同时，对于被告方自行委请的鉴定，如DNA检测也不应动辄加以排斥，而完全以官方鉴定为主。毕竟，会有冤案产生，除执法人员的不当取供，或者目击者的指认有误外，司法太偏向与相信公鉴定报告的证明力，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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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