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郭瑶琪案平反有望？茶叶罐内消失的2万美金
▲前交通部长郭瑶琪收贿案据传台湾高检署「办理有罪确定案件审查会」检视后，发现确实有疑，正研拟提起再审或非常上诉。（图／资料照）
针对郭瑶琪收贿案，据传台湾高检署「办理有罪确定案件审查会」检视后，发现确实有疑，正研拟提起再审或非常上诉的可行性。关于郭瑶琪案，于有罪判决确定后，事实上，也一直有提起再审，甚至于2017年，当时的检察总长颜大和也提起过非常上诉，却都是无疾而终，凸显目前非常救济的极高门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提起再审，多由被告方提出，则由检察体系自行检验与纠错，是否是一个比较妥当与可行之路？
在郭瑶琪收贿案里，原先第一、二审皆判决无罪，孰料在发回更一、二审后，却逆转判决有罪，并遭判8年有期徒刑确定。而据以认定有罪的依据，即是来自于证人对具有关键性的茶叶罐证据之陈述，惟此供述乃是在调查局不断提示证物的情况下陈述，不仅前后不一，亦有诸多矛盾，则如此的证词是在侦查机关的诱导下所为，根本不具有证据能力。但法院竟认为，证人与被告无冤无仇，不至于诬陷，并以监听译文中，证人有要被告注意茶叶一事，即来认定罐内必有美金一事，而成为判决被告有罪的最重要证据，此实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2项，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之原则。
既然，此判决在认事用法上有着严重瑕疵，自应以非常救济的手段来纠错。惟就非常上诉之提起，依《刑事诉讼法》第441条属检察总长之权限，当事人仅能向其提出声请。不过此案所涉及的错误，皆属于事实认定层面，亦与非常上诉之提起，须以适用法令有违误之前提不符。故针对郭瑶琪案的确定判决，仍以当事人声请再审为最直接。
只是提起再审，必须有新事实、新证据，而如郭瑶琪案最关键者，即是证人供述的前后不一、反反复复，但若证人未被以伪证罪起诉且判有罪确定，欲翻转的机会就微乎其微。只是判决有罪的依据与认定，如郭瑶琪案，可能很粗糙，惟一旦判决确定欲为翻转，却必须有铁证如山的证据，实显得相当矛盾与讽刺。
相对来说，若能由检察官为被告利益提起再审，在其拥有公权力与资讯优势下，成功的机率自然提升。也因此，于2017年，法务部颁布「检察机关办理有罪确定案件审查作业要点」，并于高检署成立「办理有罪确定案件审查会」，以来为冤罪平反的机制。
而此审查会的组成，有检察官、法医、鉴识专家、刑事法学者、律师及退休司法官，且外部委员不得少于二分之一，以避免审查会成为自我掩护的机制。而一旦认定案情有冤屈，就可视具体情况，向检察总长提出非常上诉的声请，或由检察官提起再审。不可讳言的是，由检察官提起再审，相对于被告，自较能够取得法官的信服，这除了是证据优势的原因外，也有来自于检察官、法官于实质上属于同温层的因素在。甚且，要检方承认自己人有错，实也不容易。
不过，如此的优点却也同时隐藏一个问题，即虽然外部委员必须有二分之一，但其产生还是由自己人决定，不大可能有敌性存在。甚且，此办法并非法律，顶多只是内部规则，并无外部效力，实质的规范效果有限，如若声请审查的案件涉有上层检察官参与，在审查会隶属于检察体系下，实有很高的道德风险，也易造成有意识的案件挑选。
也因此，对于冤罪平反的机制，除了必须法制化外，关于审查会的委员组成也必须有中立性。又冤罪平反既然在纠正检察与司法体系的错误，就应独立于此两者之外，至于其内的成员，也不宜有太多，甚至不应有检察官、法官在内，才能有效避免道德风险。若真要达到除错的目的，实也应采取人民参与审理的方式，既可避免人为操纵，更可使司法接受人民的确实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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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