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说犯何罪？－－从马英九特别费案到特侦组滥权
马总统大动作召开记者会，以民主法治史上最耻辱的一天，来形容此次立法院长、法务部长等所涉及的关说案。惟不论此案是否为政治斗争，但应思考的是，到底关说犯何罪、此案是否有证据能证明如此之事实等，恐是须先厘清的问题。
我国刑法并无所谓关说罪存在，所以严格来讲，关说并不能算是一种法律概念，而仅是在陈述一种事实与情况，至于关说是否违法，甚或犯罪，仍无法一概而论。如依据公务员服务法第15条，公务员针对主管事务，是不得有请托或关说人事之情况。又如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第8条，公务员亦不得就私人利益为关说。诸如此类的关说，虽有违法，却顶多为行政惩戒，但若在关说或请托时，向公务员为利益或金钱的给付，就会涉及刑法的贪污重罪，自不在话下。所以，将关说等同违法或者犯罪的说法，实属过度简化了问题，尤其在政府公开招标的场合，依据政府采购法第16条第1项，甚至还允许以书面或作纪录的方式为关说，凡此规定，正可突破关说即等同于不法的迷思。
而关说虽为人所诟病，但对于刑事案件而言，关说与请托，虽不能说如过江之鲫，却也非什么新鲜事，致突显出台湾「有关系就是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有关系」的走后门文化。尤其在去年，最高法院出现是否废除保密分案的争议，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杨仁寿曾说出，若无保密分案，马总统的特别费案恐难获无罪的结果，以来坚持保密分案可以杜绝关说的重要性。而之后也传出，此特别费案于二审判决无罪后，国民党高层亦曾向检察总长请求不要上诉的消息。虽然这些讯息，皆未能得到证实，恐也非空穴来风，惟就算如此的传闻属实，但因此等关说，并无对司法人员为行贿或以强暴、胁迫之情事，或许在道德上可议，却难称得上有何违法之处。
而就此次爆发的关说案来说，肇因于立委柯建铭案于更一审判决无罪后，承办检察官是否有受到外力干预，而为不上诉之决定。而检察体系虽隶属于法务部，惟法务部长却仅能为检察行政的辅助与监督，而不能为个案侦查与诉追的命令与指示。至于检察长，虽基于检察一体，对下级检察官有指挥权限，但对于个案是否追诉、是否上诉等，仍须依法为监督，而非可恣意妄为。
既然依法院组织法第60条第1款，检察官针对犯罪的诉追，只能是依法行使职权，自不能有其他因素的考量。故若法务部长对具体个案为施压、检察长滥权要求不为上诉，检察官并因此听令而为，则此等官员就为刑法第125条第1项第3款的滥权不为追诉罪之共犯，而因有部长涉案，致属于法院组织法第63条之1第1项第1款，由特侦组专属管辖之案件。
依此而论，此关说案若真有其事，特侦组理应全力诉追此等人员，但让人不解的是，其却将此案函送监察院与移送检察官评鉴，此动作似意味，就算查有关说之事，但因滥权不为诉追罪的成立，须为明知且要件极为严格，若又苦无部长与检察长施压之事证，仅凭他案监听所得的只字片语，或可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却皆属于所谓的传闻，致难成为法庭上的证据。特侦组必然深知此理，而仅将案件函送监察院与检察官评鉴，惟问题是，若如马总统与特侦组所言，此关说案事态严重，并已对司法威信造成极大伤害，则仅以行政惩戒为对待，岂非是种轻纵，致有滥权不诉追之嫌？
在2006年，于最高检察署所设立的特侦组，原本是期待借由层级的提升，并调集全国检察界的菁英，而能以最专业的办案能力与最独立的职权行使，来抗制高层公务员的贪渎犯罪。但如今看来，不仅成效难以发挥，亦在此次关说案中，处处显露出侦查专业的不足与程序的严重瑕疵，致让人有为政治角力，甚或是挟怨报复之感。与其如此，不如废除特侦组，并强化检察官的独立性与中立性，而让检察权回归正常体制。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