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法制化不是除罪化
针对《会计法》第99条之1的修正争议，行政院在马总统指示下，以民意代表的特别费，亦应与研究费核销相同，将除罪对象排除公款私用的情况，而向行政院提出覆议案。只是在立院覆议否决后，若将来再为修法提案，且仍只着眼于除罪与否，而非此等费用的法制化，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行政院若对于此次《会计法》第99条之1的修正，认有窒碍难行，依《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第1项第2款，经总统核可，并于十日内向立法院提起覆议，立法院亦应于七日内集会，并于开议十五日内为决议。而因覆议只能为赞成或反对的议决，而不能为法案内容的修改，故若全体立委未有超过二分之一维持原案，此修正条文即被否决。因此，一旦立法院覆议否决了《会计法》第99条之1的修正，则一切回到原点，若欲将民意代表的特别费与学术研究费核销除罪化，势必得在未来重新提案，并将公款私用不得除罪的对象与范围，由原先的研究计划者，亦扩及于民意代表，以符合平等原则。
只是所谓除罪化，乃是认为对某行为的刑事处罚，已不合时宜，故须将此法条废除，不仅不能有例外，其效力也是向后发生。而若有案件尚未终结者，基于《刑法》第2条第1项但书的从轻原则，检察官即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2条第4款、法官亦应依《刑事诉讼法》第302条第4款，以刑罚已经废止为由，来为不起诉处分或免诉判决，而不得为起诉或实体判决。
依此而论，若像此次对研究费核销的除罪化，即《会计法》第99条之1第2项后段，将除罪的时间点设在2012年底前，实让人莫名所以。且此种向前溯及而非向后生效的除罪化，不仅在立法例上属罕见，亦难找到为何可以差别对待的正当化理由。又根据同法第3项，将研究经费纳入私有者，排除于免责的对象，虽在强调公款公用原则，惟因是否纳为私有，仍须由检察官为侦查与起诉，法官仍须为实质审理与判决，而不能立即以不起诉或免诉将案件终结。如此的结果，实与现行此类案件的处理无太大差异，致有除罪之名，而无除罪之实。
所以，立法者即便于未来，将特别费与研究费除罪化的范围，仅限于公款公用的情况，但其所能产生的除罪化效果，肯定相当有限，致与现行司法运作，仅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若坚持公款必须公用，则在2011年5月，最先被除罪的首长特别费，为何无须有公款私用必须排除的例外？如此的矛盾，不仅让人有因人设事之感，更突显出，立法者将此等费用的除罪化等同于法制化之荒谬思维，致未能根本解决争议。
不管是特别费也好，研究费也罢，皆属民膏民脂，自须因公支出，而不能纳入私人口袋，此种价值，绝不因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也因此，立法者该思考者，实非违反公平正义的除罪化，而是应尽速修法，将此等经费的核销予以合理与法制化。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