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案监听的合法性
特侦组以法务部长与高检署检察长涉及关说为由，分别将之函送监察院与移送个案评鉴，法务部长也因此下台，致引发是否为内斗的揣测。惟撇开此不论，关于特侦组针对此案的侦查作为，尤其是监听手段，却有商榷之余地。
依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第1项的规定，侦查机关欲对人民为监听，不仅限于法定刑三年以上或诸如贪污、犯罪结社等之类的重罪，还须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犯罪有关，且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或调查证据者，才得向法院声请核发监听票。且根据同法第12条第1项，监听不仅有每次不得超过三十日的限制，更须在监听结束后，将此讯息告知被监听者。若侦查机关有违此等规定，依据此法第5条第5项，所取得之内容或所衍生之证据，于刑事司法上，均不得采为证据。法律之所以如此严格规定，原因无他，正在于监听乃会对人民的隐私权造成终局性的剥夺，自不能让执法机关动辄使用，以免陷入警察关家之危险。
而就此次关说案来说，据特侦组所言，其乃是在调查一起法官贪渎案时，意外监听到法务部长等，针对立委柯建铭的全民电通案于更一审判无罪后，有向该案的承办检察官要求不为上诉的内容，并因此认定确有其事。而特侦组虽有向法院取得监听票，但须注意的是，此等因他案取得的证据资料，由于并非监听到关说案当事人的对话，而是从他人通讯的内容中，得知法务部长与检察长有关说之情事，此种证据只能说是一种传闻（hearsay evidence），恐连提出于法庭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有任何证明力可言。而如果连监听所得的资料尚且如此，则无法得知通讯内容的所谓通联纪录，要成为证明关说的证据，自有如登天之难。
所以，唯一能证明法务部长等有为关说之事实者，就只能求之于不为上诉的承办检察官。惟问题是，当特侦组对该检察官进行讯问时，是否已将之列为刑事被告或证人，并告知且让其有行使缄默权、辩护权等之机会。若此等程序保障皆未被践行，则因此讯问所得的供述，自也不具有证据能力。退一步言，就算承认此讯问的合法性，但其内容也不过是片面之词，致缺乏可信性的担保。更可能的情况是，其只在陈述有谈话的事实，而无任何施压、胁迫检察官之情况，若果如此，又能证明什么？这自然也是特侦组对于此案，虽宣称严重伤害司法尊严，也仅能以移送与签结，草草了事的主因。
关于以他案侦查或监听的方式来取得本案的犯罪证据，乃是检察实务常出现的便宜之计。如此的作法，虽在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上，却有规避法律之嫌，实不符人权保障的精神。更何况，依此方式所取得的证据，也难有证明力，此种侦查手段，实可休矣。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